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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变迁，女性地位逐步提高，这一新现实对家庭建设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鉴于在当前社会老龄化背景下解决养老问题之重要且急迫，从女性角度出发分析家庭养老问题会得出不同结论，这对家庭建设政策制定、家庭文化传承重构、新型家庭关系建构均有启示意义。
■ 郑丹丹
家庭是国人安身立命之所，家庭建设更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根基和支撑。随着时代变迁，女性地位逐步提高，这一新现实对家庭建设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鉴于在当前社会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是一个重要且急迫的社会议题，笔者以家庭养老为例来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
对家庭养老的不同解释框架与女性“新孝道”
归纳而言，可用于分析家庭养老问题的解释框架大致分为伦理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类，近年则新增了带有女性主义倾向的性别平等解释框架。我们将伦理主义、理性主义、女性主义看作延续的学术发展脉络，其间隐含观念的更新甚至“进步”。伦理主义分析框架只见家庭不见个人，理性主义前进了一步，它解构了家庭的整体性，看到家庭组成部分即具体个人的利益与博弈，比伦理主义更好地揭示了家庭的丰富内涵。然而，仔细琢磨看似对立的伦理主义和理性主义分析框架，我们发现，他们都缺乏批判维度，潜含接纳社会现状并将之合理化的意味。
女性主义分析框架则在理性主义把分析家庭的单位从家庭整体（家长）拓展到个体（泛指的家庭成员）之后，更进一步明确了家庭中的行动个体是具有性别特征的，其中女性成员可能有不同于家庭整体也不同于家庭中男性个体的行动逻辑和利益诉求，那么从女性角度出发分析家庭养老问题可能得出全新的结论，这对当前的家庭分析、实践服务及政策制订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关于家庭养老问题，伦理主义范式的研究者认为出现了孝道的衰落甚至是伦理的沦丧，阎云翔曾用“无公德个人”来形象表述子女强调对父母有条件的回报——子女只有有所索取，才愿意回报父母。而立足于对家庭现实的充分理解，我们则有可能接受另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并非都伦理沦丧、自私自利，他们只不过是执行了一种新的家庭代际资源分配原则：向自己的子代倾斜。所谓的伦理沦丧可能只不过是一种家庭互动伦理的转向而已。
同样，有些研究发现女性地位提高导致对父系长辈代际支持减少，很有可能也只是一种新的伦理转向，从父系代际支持转向双系（或母系）代际支持。仅仅因为一个家庭不给父系长辈足够的代际支持就判断其伦理沦丧也是论证不够充分的，为什么人们认为给母系长辈更多家庭资源就不正常呢？究其实质，人们对孝道衰落的论证是基于男性（儿子）的血缘亲属关系来展开并以男性的孝道标准来评判女性的赡养行为——这其实也是一种“价值偏颇”。或许，对于女性而言，这种做法体现的并不是孝道的衰落，而是女性特有的新孝道。
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家庭建设
传统中国以男性为中心组织社会生活，女性只能作为儿媳来参与“养儿防老”而并不能为自己的父母养老。这种方式的维系和延续依赖强有力的外部条件，包括将女性排斥在主流之外的生产方式、从夫居并与娘家基本隔离的居住方式、“三从四德”的价值观等等。目前，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在女性地位提高的现实状况下来搞好家庭养老，并进一步思考相关的家庭建设议题，建构新型的家庭幸福和社会和谐。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不随意将女性地位提高与家庭伦理困境关联。比如在家庭养老问题上，也许并非出现了伦理沦丧和无公德的自私自利的个人，而是出现了向子代倾斜以及双系家庭支持（或倾向母系）的新伦理转向。我们能做的就不是通过压抑女性地位来回归传统，而是理解这种新的伦理道德变化并加以合理引导。
第二，在性别平等大背景下对家训等传统文化进行再建构。女性地位提高是不争的事实，进行家庭建设必须尊重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如果不加以仔细甄别，不在性别平等的框架下认真反思传统家训，则有可能提出一些压制女性的口号，这样的家训不仅落后而且难以真正落实。正确的做法是挖掘女性主体性中更有利于两性和谐和社会进步的因素，加以充分利用和引导，提倡新的风尚，重构新的具有性别平等意涵的家训文化。
第三，在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家庭建设的制度设计。制度设计不能想当然，家庭建设亦如此。如果不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可能会很随意地将女性家庭地位提高与养老困境联系起来，并随意地推论出“只有抑制女性权力才能保障老人的权益”这样荒唐的结论。如果在这样的随意思维下进行制度设计和家庭建设，这是可悲而且可怕的。通过认真分析，我们发现，女性地位提升带来的是新型的家庭伦理，而并非伦理的沦丧，它导致的可能是家庭资源的双系分配或者母系分配，这并不会必然导致家庭养老的困境，我们需要做的也许只是在此基础上对原来一些政策法规的修订。
第四，探究家庭建设的更细致影响因素，进行制度设计。女性在可以自主决策的时候，可能会倾向于将资源分配给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父母。更进一步思考这个结论背后的理论依据，根据现象学社会学的观点，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构成了女性的“我的世界”。将这个思想拓展开来，如果我们尽力将女性的“我的世界”拓展到父系家长，那她也会将资源分配扩展到自己的公公婆婆。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已经在这样做了。研究发现，配偶父母对女性的工具性帮助和情感交流都会增加女性对配偶父母的养老资源供给——人们既可以把这理解成为冷冰冰的交换关系，其实也可以将之理解为通过互动建立起他们之间的共同感，使配偶父母成为女性“我的世界”的组成部分。同时，研究还发现，夫妻关系越好，家庭对父系长辈的代际支持越多。这就是爱屋及乌的作用，由于和丈夫感情深厚，女性会更顾及丈夫的感受，更有可能将自己的世界扩展到丈夫的父母，并在资源分配的时候按照自己人的原则来进行。由这些研究我们发现，应该思考一些具体的制度设计来促进家庭关系的调适以更好地解决家庭养老问题。换言之，应该引导丈夫积极建构与妻子的良好互动，协助婆媳关系等代际关系的建构，进行有效的家庭建设。
第五，不能将家庭建设仅仅视为女性的任务。很多时候，人们不自觉地将女性等同于家庭，所有和家庭有关的事务都会下意识地被归为女性的任务。这是传统性别分工的后果，是性别不平等的表现。正如第四点建议所提出的，良好代际关系的建构除了直接的良好代际互动（婆媳之间）之外，还与良好的夫妻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夫妻关系的建构仅仅靠女性是不够的。可见，家庭建设需要两性的共同努力。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社会性别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