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李宣良 李清华 琚振华 樊永强
提笔，蘸墨，俯身。她深吸一口气，挥动手臂一气呵成，四个大字跃然纸上——“长征万岁”。
若不是亲眼所见，记者很难相信，这样遒劲有力的书法出自104岁老红军王定国之手。
她，15岁被卖做童养媳，20岁加入红军并入党，22岁参加长征三过雪山草地，24岁被敌人关押，25岁与“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结为革命伴侣……她，离休40年脚步不停，70多岁推动长城保护，80多岁挽救失足少年，99岁还参与植树造林。
是什么样的信念，让这位身高不足一米五的女子迸发出如此强大的生命能量？
家人拿出了王定国的书法新作——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这是老太太最喜欢的诗词，写了不知多少遍”。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这一心向阳、傲风斗雪的红梅，不正是王定国百年人生的写照吗？
寒冬凝香，巴中红梅初绽放
1913年2月，一个名叫王乙香的女婴，在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呱呱坠地。
孩子的出生，给这个战乱中的家庭带来的并不是欢乐。“亲眼看着未满周岁的妹妹活活饿死，三岁半的二弟卖给别人换来安葬父亲的四块棺材木和两升麻豌豆，7岁开始帮别人通宵推磨只为糊口，15岁被卖做童养媳受尽凌辱……”谈起母亲幼时的经历，74岁的大儿子谢飘眼眶湿润。
嫁人、生子，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山里女孩的命运，但共产党带来“没有压迫、男女平等”的“新世界”让王乙香激动不已，她给自己改名王定国，用行动对命运说“不”！
改名后的王定国立即做了两件事——剪辫子、放小脚。尚不识字的她用朴实的话说：“脚小了，走不动；辫子被拽着，跑不了！”
1933年10月，王定国在红九军攻占营山后立即参加了红军，并于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个月后，她和16名女同志被选派到位于巴中的川陕省苏维埃学校学习。
学校有一门考试要求学员能读、能记、能讲，并在全体学员面前公开演讲。文化基础薄弱的王定国，每天熄灯后点煤油灯“开小灶”，常常是脸被熏黑了还浑然不知。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她在毕业考试中声情并茂地宣讲土地法，获得了台下最热烈的掌声，并取得全校第二名的成绩。
梅花香自苦寒来。历经苦难的王定国投身革命后，先后担任营山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县妇女部部长、妇女独立营营长等职。
战风斗雪，长征路上花影笑
1935年3月29日，嘉陵江。呼啸的炮弹拖着长长的光芒划破黑暗的夜空，机枪的火舌从对岸的角落里“哒哒哒”地吐个不停……
王定国看见一名年轻女红军的肚子被弹片划开，虽然肠子都掉了出来，但这名英勇的战士用手将肠子塞回腹部，裹紧衣服勒紧腰带继续划船，直到送战友冲上阵地，才倒进江中。
“她名叫石磨玉，牺牲时只有19岁。”王定国说，“她有石头的坚韧，更有玉的纯粹！正是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好战士，我们才能在最危险的时候转危为安。”
强渡嘉陵江，意味着红四方面军正式挥师西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王定国的长征，是“唱着歌”走完的。
长征开始时，王定国已加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文工团，为战士们演出鼓舞士气。行军时，她要在队伍前面赶路，休息时还得回头从队前一直演到队尾。有时候演出没有化妆道具，她就用墨汁画眉，用红纸当口红……
乐观的歌声，穿透了黎明前的黑暗。
王定国的长征，是“咬着牙”走完的。
征途上，红军官兵经常在数天未进一粒粮食的情况下翻山越岭，然后投入残酷的战斗，平均每300米就倒下一名勇士。
1936年2月，王定国跟随部队翻越横亘在丹巴、道孚之间的党岭山。党岭山为折多山主峰，海拔5000米左右，上山下山约100公里。当时处于最寒冷的季节，风雪无情地向着饥饿、寒冷和疲乏的红军队伍扑来。
暴风雪过后，王定国发现露在被子外面的一只脚早已冻僵。当时瘦到只有50多斤的她赶紧用手搓脚，一不小心就把一根冻僵的脚趾碰断了。
采访中，王定国谈起这件事，笑着说：“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既没流血也不疼，主要是不影响赶路……”
家风传承，留得清气满乾坤
81年前的王定国，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一次偶然的相遇竟会成就她一生的幸福。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王定国在雪山脚下的河边洗衣服，一位留八字胡的老同志操着湖南口音笑着对她说：“小同志，要过雪山了，请你帮帮忙，把两件衣服合起来，中间装上羊毛，我要穿它过雪山。”
王定国爽快答应。第二天便将缝好的衣服送了回去。老同志看着衣服连连赞叹，告别时还特地嘱咐她多准备些辣椒，“爬雪山可嚼辣椒御寒”。
当时的王定国不知道，这位老同志就是被同志们尊称为“苏区五老”之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
全面抗战爆发后，从敌人监狱中逃出的王定国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与谢觉哉不期而遇。共同的理想和相似的经历，打破了年龄的隔阂。两人结为革命伴侣，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先后担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面对湖南老家过来投靠自己谋取职位的亲戚，他写了一首打油诗以示拒绝：“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倌，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谢觉哉去世后，按规定遗属可以继续住原来的房子。王定国却主动找到组织：“我不是遗属，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随即遣散了秘书，退掉了司机，搬出了带院子的大房子。
谢家子女中虽没有当大官做大买卖的，但都在各自岗位上干得出类拔萃。长女谢宏是共和国最早一批常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后来不幸罹患癌症英年早逝；二儿子谢飞是著名导演，拍摄了《香魂女》《本命年》《我们的田野》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他几个孩子也都是普通而优秀的工作人员。
“所谓家风，不是写在牌匾上，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事情；所谓传承，不是挂在口头上，而是一种自然自觉的行为。”谢飞说。
不忘初心，一片丹心向阳开
每个月，王定国小儿子谢亚旭总会乘地铁来到国管局老干部局和平里工作处，将母亲的党费交到第二党支部，十多年来风雨无阻。谢亚旭说，除了战争特殊时期外，母亲从未中断过交党费。90岁之前都是母亲自己去交，后来确因行动不便，才申请由他代交。
“革命年代我们经常费尽艰辛去交党费，因为它是党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王定国对谢亚旭说，“如今交党费变得简单，更要坚持好，因为这是对党信仰的体现。”
上世纪80年代，不少长城周边的居民拆长城砖盖房子、围猪圈。王定国看了痛心不已：“长城代表中华民族，是自家的好东西，要保存下来。”
本可在家安享离休生活的王定国，自费找砖窑烧砖，挨家挨户去换老百姓盗掘的长城砖。之后，她推动成立中国长城学会，组织群众性长城越野赛，拍摄专题电视片《万里长城》……
上世纪90年代，看到很多地方荒漠化、沙漠化十分严重，王定国坐不住了。她四处奔走，连续组织召开两届沙棘防沙固沙国际研讨会，积极推广沙棘防沙固沙技术，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她“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
88岁推动成立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91岁重走长征路、94岁考察黄河生态、99岁还在植树造林……如今，虽然行动有所不便，但只要是有关长征的纪念活动发出邀请，王定国必定参加。
几十年来，王定国最喜欢穿灰军装，最喜欢戴八角帽，最喜欢写“长征万岁”，最喜欢画家乡红梅。
王定国画梅，枝干是洒上墨吹出来的，花瓣才是画上去的。一吹一画，别有风韵。细看这些红梅，虽大小形态各异，但都朝着一个方向，那是太阳的方向。
一片丹心向阳开。这就是王定国，用尽一生，忘情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