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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于今年3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这标志着我国对家庭内暴力行为干预的法制化迈出了新的一步。反家庭暴力法要收到实效，离不开媒体的宣传、倡导、监督。本文作者以其在家庭暴力案件报道中的鲜活经验，阐述了媒体在反家暴法宣传和报道中所面对的挑战及应担负的责任。
■ 王永钦
家庭暴力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在我国，由于传统家族主义的影响，家庭暴力更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顽疾。2014年的调查显示，我国已婚妇女在婚姻生活中遭受来自配偶的家庭暴力的比例是24.7%，家庭内老年人虐待发生率为13.3%。今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颁布实施，这是我国法制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的通过，打破了“打老婆天经地义”“打孩子合情合理”的错误认识，冲击了“家丑不可外扬”的家庭理念，让反家暴有“法”可依。无疑，任何一部法律的实施，宣传与报道工作都很重要。要“执法必知法”，而媒体和记者在这一过程中承担的职责是不可取代的。
在宣传倡导工作中，不仅要让普通老百姓了解反家庭暴力法，更重要的是加强对领导干部和司法执法人员的宣传教育，使他们充分认识到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家庭幸福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反家暴工作。
家暴案报道中面临的难点
近年来，由于工作关系，笔者接触到不少家庭暴力案件，和其他采访相比，家暴案报道往往会遇到更多的障碍和困难。首先，如果家暴造成的后果不太严重，施暴者没有达到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地步，被伤害方（多数是妇女、儿童及老人）往往只是在暴力刚刚发生时寻求帮助，希望尽快对施暴人从重从快处理，使对方承担一定责任。此时的陈述大都有夸大受害程度的情况。而一旦受害者平静下来，碍于亲情，则又非常害怕对施暴人进行处理。这种情况下，记者在暴力刚发生时很容易采访到受害者，施暴者往往抗拒采访，不愿意接触记者，对于事件三缄其口，有的甚至威胁谩骂记者。当记者辛辛苦苦将文章写好准备发表时，受害者因为和施暴者感情没有破裂，情绪也趋于平稳，态度就会完全不同，从义愤填膺变成息事宁人。不少人甚至会央求记者别报道，有的还承认当初无中生有，编造了不少情节。个别受害者最后竟然扬言：“你要是发表我就告你！”由于家庭暴力事件涉及家庭“隐私”以及事件双方的特殊关系，记者在家庭暴力事件中经常面对很尴尬的局面。
但是，如果家暴后果非常严重，受害者受重伤或死亡，这样的案件肯定会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记者应第一时间关注案件。然而对于这类事件的采访通常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一，如果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公安部门抓获，除非公安部门公开发布消息，否则，案件的具体情况很难了解到。除了做一些外围采访外，真正可靠、准确的信息来源非常少，如对于案件的定性，是故意杀人罪还是故意伤害罪，是否存在家暴，有没有正当防卫情节，案件发生的详细过程，致死、致伤的原因等等这些问题，都不能妄下结论。而由于案件侦查等特殊原因，公安部门往往不会也不能主动在第一时间公布案情，即使公布，信息量也是少之又少。一些记者和公众急于得到答案的问题，因为需要时间侦查、审讯、解剖、鉴定，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出答案，如受害者的死因、犯罪嫌疑人是否已被检察院批捕、是否饮酒等。
如果此时案件消息被媒体大量报道，更会干涉正在侦查阶段的公安部门的工作，使其对记者产生抵触情绪。因为他们认为，在犯罪嫌疑人还没有被批捕，案件还没有结案，没有移送检察机关，法院没有开庭审理时，媒体就轰轰烈烈、铺天盖地报道是不适宜的。尤其在某些媒体记者采访不扎实、语言不准确、细节有出入、专业词语不规范，甚至部分事实失实的情况下，则更会使公、检、法机关极为不满。
除此之外，当地的有关部门也总认为这样的恶性案件，实属当地的负面新闻，不宜报道。他们会通过各种渠道要求记者“手下留情”，尽量不要报道，为记者设置人为障碍。有的甚至对记者采取堵截、诬陷、抓捕等非法手段，这样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家暴案报道中的记者责任
鉴于此，对于家暴案件的报道，记者应该冷静思考，细致观察，深入了解，对案件本身及后续的发展趋势要有清醒理性的认识，然后再决定是否报道以及报道的角度、采访的对象、文字的篇幅。避免适得其反，甚至惹官司上身。
与此同时，记者在报道时，千万不要做恶性动机推断，不能简单地把施暴人贴上“黑心肠”等标签，对施暴方在人格上、人性上做破坏性推断。当受暴者是未成年人时，记者不应随意采访，打扰孩子的正常生活。若必须采访需征得本人和监护人同意，文中及所配图片不得出现全名、正面影像、居住教育场所等信息，其中也包括施暴者信息。
2016年4月6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广电中心记者红梅，被丈夫金柱家暴致死。案件发生后，笔者想方设法采访到了红梅的几个近亲属，犯罪嫌疑人金柱所在单位领导，红梅生前的11个同学、4名同事。几次到案发现场了解情况，拿到了独家素材，并获得了公安方面的初步意见。后来在《中国妇女报》头版头条刊发了长篇通讯《坚硬的世俗——女记者红梅之死调查》。该文被大量转发，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笔者的感受是记者在采访报道恶性家暴案件时，不能意气用事、道听途说，对于未经官方发布和证实的案情不要主观猜测，不要随意引用群众包括受害者家属的过激陈述，宁可不写，也不能为了博眼球而哗众取宠，唯有如此，才能担负起记者对社会事件报道的责任，也才可以真正推动反家庭暴力法的进一步落实和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