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中国”暑期学校项目“女性发展组”在中华女子学院座谈后合影
编者按
8月1日~14日，清华大学组织留学生“感知中国”暑期学校项目，来自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名名校留学生参加学习。“女性发展组”的课堂教学和讨论涉及性别研究、儒家伦理、流产、“虎妈”等领域，不仅是跨文化观念和体验的分享，也聚焦当代世界女性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出路；实地考察环节，同学们来到中华女子学院，提出了许多他们意欲了解同时也是中国女性教育和社会发展中正在探索的问题。
8月1日~14日，清华大学组织留学生“感知中国”暑期学校项目，旨在促进各国在政治、教育、环境和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加速清华大学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来自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名留学生参加学习，入选者都是世界名校的优秀生。我负责主持“女性发展组”的教学讨论和实地考察，组里有来自不同国家、院校和专业的25名学生，他们不仅思维活跃，善于发问，而且听讲认真。
课堂篇：中国文化和女性现实问题
课堂教学和讨论是项目中的重要环节，涉及性别研究、儒家伦理、生命伦理学、性别体验和特征、流产、“虎妈”，以及精神健康等领域和问题。这些讨论不仅有跨文化观念和体验的分享，也聚焦当代世界女性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出路。
我在课上先大致介绍了儒家伦理学、生命伦理学，以及性别研究、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论等内容。当我讲到儒家伦理学具有崇尚社会性和“道义论”特点，与西方功利主义形成对比时，丹麦姑娘莱塞马上提出问题，强调功利主义也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点与儒家并没有区别。我解释说，功利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个人主义，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便面临一个道德选择的困境，难以架起从个人利益过渡到社会利益的桥梁。而儒家却鼓励每个人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必要时为社会利益作出牺牲。接下来，英国男孩乔舒亚问我儒家的道德来源于何处？我把儒家与17世纪英国“道德感学派”加以比较，强调儒家重视自我的道德修养，尽管人生而具有“善端”，孟子也主张人性善，但人的道德感和品质却是后天修炼的结果。这一点与“道德感学派”有所不同。
当我让他们解释男女的性别特征时，他们马上联系到我刚讲的“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问我所说的“男女”是什么意义上的指涉，如果是“社会性别”意义上的，再讨论性别特征就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这种飞快的思维逻辑着实让我惊讶。
同学们很关心关于“流产”问题的道德争论，因为西方社会的宗教背景时常影响到女性的流产权利和决定，人们总是围绕着胎儿是否为人，流产是否道德等问题进行争论。有同学问我：中国未婚女性做人工流产需要什么手续？什么医院有资格进行这种手术，以及如果怀孕晚期是否允许手术等。甚至有同学认为中国的人工流产手术价格相对较高，因为在比利时等欧盟国家做一次人工流产大约仅花费5到6欧元。
讨论还涉及中国的“虎妈”现象，有个外籍华人学生讲述了自己如何被中国母亲严厉要求的成长经历。我的回应是看你如何界定“虎妈”，不同文化的父母都希望孩子成才，但中国文化中的确有一种“爱比较”的现象，“邻家的”孩子总是被父母拿来作为比较对象，这会给“自家的”孩子带来许多压力。这与中国人口多，教育资源不足也有关系，而且在中国文化中，子女的成功不仅代表个人，也象征着家族的荣誉，但这种局面也会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逐步地变化。必须看到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虎妈”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其实让孩子有一个快乐童年也是天下所有父母的希望。
精神健康也是课堂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美国姑娘杰西认为精神疾病肯定与性别相关，因为女性必须生存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性别关系会给她们带来更大的精神压力。而且女性的精神疾病常常被视为“歇斯底里”，得不到重视和正规的治疗。来自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埃米利补充说，精神疾病在社会中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污点”，所以患者并不愿意公开自己患病的情况，致使他们得不到应有的帮助。大家都认为，我们应当对精神疾病有更多的理解，给予患者更多的帮助和关怀；各国政府也应当重视精神健康资源的公正分配，不让精神疾病患者和家庭承受沉重的治疗负担。
实践篇：女院特色与发展方向
到了实地考察环节，同学们来到中华女子学院，原计划用半个小时请女院图书馆的邵娟副馆长简单介绍一下女院和女性图书馆的建设情况，随后自行参观，但同学们提出许多问题，致使讨论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之久。
学生们一开始便提出学校发展方向、定位和管理问题：“作为单一性别的女子院校，在学校管理上与综合大学有什么区别？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继续作为女校来发展呢？还是男女混校？在英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女子学院，只是剑桥大学有两个专门招收女生的学院，中华女子学院与其他男女混校的综合性大学相比有什么优势？试图培养什么样的女性？”当听说女院的校训是“崇德、至爱、博学、尚美”，而且试图培养自尊、自信、自立和自强“四自”的女性时，来自牛津大学的凯特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把‘尚美’作为女性的一个重要品质？”我解释说：这种美主要指内心的美德，由内向外的美。至于学校的发展方向、定位和未来尚都在探索之中，但无疑地也会学习国外女校的管理经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女性高等教育路径，并希望这里的毕业生都能成为中国新女性的典范。
英国杜伦大学的安格斯又提问道：“中国女性在政府高层参政的比率要低于男性，女院能否在培养女性高层政治家方面作出独特贡献？”邵馆长回应说：“这当然是女院发展的一个方向，如今女院毕业生在中国基层社会已经起到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社工专业。”而我理解中国女院与其他国家女院，例如美国威尔斯利女院不同，后者的学生大多来自富裕或者有一定社会政治背景的家庭，毕业后能有更多的政治经济资源对高层政治生活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而我们的女院是面向平民百姓的，毕业生更多地从事基层工作，这种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当然也会对改变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更“接地气”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女院的学生都需要通过实干从基层脱颖而出，而不是借助家族实力和夫君的力量来影响社会。
也有同学提问：女院毕业生如何走向社会和就业市场？女院的“标签”会对她们产生“正面”还是“负面”影响的问题？在场的女院研究生自信地回答说：我们比其他院校的女生更自立，在工作单位“不挑活”，肯吃苦，能合作，所以整体就业形势乐观。在处理家庭关系中，因为我们已经接受过许多性别意识教育，所以更为宽容、更懂得沟通的技巧，更善于追求快乐与和谐，女院对我们未来的影响肯定是正面的。
一周下来，我感觉“感知中国”项目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电影《霍比特人》中有一句对白：“这个世界并不在你的地图上和书中，但当你回去之后，你将发现自己已经不同。”同样，这些项目参与者回国后也会发现自己“已经不同”，未来的世界或许也会因为这样一些大大小小的“不同”而发生积极的改变。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