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堂吉伟德
长春某大学应届毕业生小雪（化名）最近在某家娱乐传媒有限公司工作一个月后，终于盼来了第一笔工资，而这笔工资只有160.25元。该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称，小雪在单位并没有底薪，小雪的工资完全按照绩效，扣除未完成工作和考勤，就剩下160.25元。（7月19日 《新文化报》）
通常来说，一月160元的月工资不及一个普通工一天的工资。此等近乎羞辱式的工资报酬，与其说是“没有绩效”所致，还不如说是在公然挑战法律底线，并漠视最基本的权利和人格。
无论是法定意义上的基本工资，还是合同约定上的基础工资，或者是用工方可以任意操控的绩效工资，作为整个工资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必须坚持的几个法定原则是，一是试用期工资不得低于相同岗位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80%，二是所扣款项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三是最终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总之，无论采取那一条原则，大学生一月的工资都不可能是160.25元。有如此结果，说白了还是“任性使然”。当监督的作用未能发挥，劳动侵权不会付出应有的代价，法律的权威没有得到树立，那么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权利就不会尊重，也不会对侵权后果心存敬畏。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报告数据，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从2009年的42.8%下降到2014年的38%，而且其中不乏违法的劳动合同。在工资报酬方面，自从最低工资制度实施以来，最低工资占职工平均工资比例下降显著。同时在工资支付、劳动保障、用工制度方面也差强人意。很显然，若是不加强侵权行为的救济，以及违行为的惩戒，给予劳动者权利不受伤害的保护，从根本上扭转权利弱势的状况，那么大学生160元的月工资的案例就注定不会成为孤例。
用工单位如此强势与嚣张，与权利保护的机制孱弱有直接的关联。表面上看，160元的月工资打了初入职场大学生的脸，其实是对法律与监督的挑衅，也是对法律权威与个体权利的漠视。因而，以个案作为解剖样本，加大对《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力度，让其真正成为劳动者的保护神，或是当下最亟待解决的课题，也是大学生工作一月工资160元所带来的公共治理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