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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充满反讽：拒绝男性审美价值观的柯琳·摩尔恰恰顶着“波波头”，演了一辈子取悦男性审美的“好女孩”。最终“波波头”普及于世，女性由此进一步获得了剪短发的权利。但是，也因为留着“波波头”的摩尔一直饰演的“好女孩”形象而使得“波波头”丧失了革命性。
■ 陈亦水
如今走在大街上，如果你看见一个女人留着蓬松的齐肩短发，一定不会大惊小怪。但在100年前的美国，这种短发却是离经叛道的标志，常被认为是女性放荡的表现。在那个年代只有追求独立与自由的女性，才会顶着这朵“不祥之云”。而在随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它就从人人厌恶的“女权分子”发型，迅速成为美国社会的新时髦，甚至引领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上海的审美风潮。这就是蜚声一时的“波波头”（Bob Haircut）。
"波波头”是如何从代表“激进”的非主流发型，成功地转为时尚界主流的呢？电影大明星的审美观对大众审美观的带动效应以及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承认”是两个必不可少的因素。而一位以“波波头”为“标配”的女影星在其中起了微妙作用。
好莱坞默片里的“灰姑娘”
这个女影星就是好莱坞默片时期名噪一时的柯琳·摩尔（Colleen Moore）。柯琳·摩尔，原名凯瑟琳·莫里森（Kathleen Morrison），1899年出生于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她早先学习过一段时间的音乐，并酷爱戏剧表演，是一个喜欢玩各种娃娃，读浪漫童话故事的“乖乖女”。
摩尔的叔叔曾经帮过美国著名的大导演格里菲斯（D.W. Griffith）一点小忙，出于感激，格里菲斯将摩尔引荐到好莱坞发展。而格里菲斯的这一顺手人情，不仅促成了一代好莱坞默片影星的诞生，还点燃了作为女性权利标志的“波波头”变身“时尚”的星星之火。
在“波波头”流行以前，摩尔就专门在当时流行的类型片——西部片中，饰演美国硬汉身边美丽娇弱、纯洁无辜的小女孩。在好莱坞的类型片里，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就是女性演员“纯洁无辜”的造型。这主要是用来维持由男性角色主导的情节剧中的道德与审美平衡，同时彰显了父权文化中对女性价值的定义。
初入好莱坞的摩尔也没能逃脱“纯洁无辜”的女孩的定型。1918年，19岁的摩尔，在红极一时的美国四格漫画《小孤儿安妮》的电影版中饰演小女孩安妮，并大获全胜。《小孤儿安妮》正是一个美国版的灰姑娘童话故事，只是在这部漫画中纽约大富翁那化腐朽为神奇的金钱资本取代了安徒生童话中可以变南瓜为马车的神秘魔法。摩尔演了几部这样的片子后，立刻受到当时观众的青睐，从此确立了自己的戏路，即专门饰演美丽娇弱、纯洁无辜的“灰姑娘”。
顶着“波波头”的“好女孩”
“波波头”最初在美国流行与女性主义者对它的青睐密不可分。1920年美国女性获得了参政权，获得参政权后的女性社会地位也逐渐提高，追求更加自由的生活方式成为女性的诉求。而“波波头”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女性的这一诉求。剪发，本质上是一种减法行为，是一种表示拒绝的革命姿态。当女性剪掉了象征窈窕淑女的长发，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挑衅父权文化中对女性的审美逻辑，以此拒绝主流社会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价值。
但是赢得女性主义者拥护的“波波头”却并不受主流社会的欢迎，他们甚至对留这种发型的女性十分厌恶：工厂克扣“波波头”员工的工资、学校开除“波波头”教师。拥护“波波头”的女性主义者，抗议主流社会的做法剥夺了女性剪发的自由，为了表达抗议，她们不仅把头发剪短了，连长裙也撕到膝盖。从此，剪“波波头”、穿短裙、喝酒、跳舞，成为女性追求平等与自由生活的姿态。
而主流文化的重镇好莱坞虽然一向遵循父权文化逻辑行事，但绝不与钱作对：既然那么多中产阶级女性迷恋“波波头”，何不把这些中间阶层招揽进电影院呢？于是，为了迎合中产阶级女性的趣味，大红大紫的摩尔，从此留起了“波波头”。
人们惊艳地发现，她的发质、脸型和眉眼，都极适合这种发型，就这样，“波波头”助推摩尔走上了坦荡星途。20世纪20~30年代，留起了“波波头”的摩尔主演了《烈火青春》（1923）、《灰姑娘》（1926）、《为何要做好女孩》（1929）等一系列相当成功的默片，顿时倾倒众生。
然而，即便是顶着“波波头”，摩尔出演的仍是好莱坞类型片里的那些美丽娇弱、纯洁无辜的典型形象，依然恪守着男权社会中“好女孩”的标准。比如，在《为何要做好女孩》这部电影中，尽管摩尔穿超短裙、大口喝酒、摇摆着蓬松的“波波头”在舞池中自由跳舞，使一个又一个有钱的富二代坠入情网，但她从来都是心无邪念地只爱自己的未婚夫，还坚持将自己的处子之身留在新婚之夜。除却表面的离经叛道，整部电影实质上依然在传达“好女孩”的价值观：女性虽然可以留“波波头”、穿超短裙、混酒会、跳爵士乐，但内里必须是一个“好女孩”。
背离还是归顺？
摩尔让“波波头”风靡一时，因为她演的这些角色在本质上仍是父权文化的遵守者，而逐渐晕开了附着在“波波头”上浓烈的女性主义色彩。“波波头”因此得到了主流文化的认可，迅速成为时尚界的新宠。从此，在父权的文化框架下，女性也被允许留“波波头”。从另一个角度上讲，这也捍卫了女性留短发的权利，使得女性在和父权文化的较量中，取得了形式上的胜利。 今天，“波波头”的女性主义色彩已经淡去了，柯琳·摩尔和她的故事，也随着时代的渐渐远去而被人们淡忘。历史总是充满反讽：拒绝男性审美价值观的“波波头”扮演者摩尔，恰恰顶着“波波头”这朵“女权之云”，演了一辈子取悦男性审美的“好女孩”。最终“波波头”普及于世，女性由此而进一步获得了剪短发的权利。但是，也因为留着“波波头”的摩尔一直饰演的“好女孩”形象而使得“波波头”丧失了革命性。
摩尔本人经历了跌宕浮沉的一生，其个人奋斗史在一定意义上也为女性权利的崛起提供了别样的注脚。但晚年的摩尔沉溺其中的“魔幻城堡”，又恰恰是父权文化中规训“好女孩”的利器。从玩具娃娃到魔幻城堡，摩尔终其一生都没能摆脱父权文化对女人的规训。柯琳·摩尔的一生由此而充满张力，这个父权文化的背离者也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父权文化的合谋者。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