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张玉洁
日前，结束了3个多小时的讲座，78岁的樊锦诗和数十位北京大学学生在敦煌研究院前合影留念，日光灼烫依然。
这个时节的敦煌，下午6点半的太阳还称不上夕阳。
“你们才十八九岁吧？我刚到莫高窟那会儿，24岁了，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小啊！”忆起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平日看似严肃的樊锦诗，眼神里涌出许多温柔。
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学生樊锦诗第一次来大漠之边的敦煌莫高窟实习。“看一个窟就说好啊，再看一个还是好啊。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就是震撼，激动。”
此后的50余年，她与莫高窟相生相融，再也分不开。2015年3月从敦煌研究院院长一职卸任后，她没有返回故里上海，而是留在了敦煌。
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由她具体主持编写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成为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一个尤为迫切的命题摆在她面前：在自然环境破坏、洞窟本体老化与游客蜂拥而至的三重威胁下，如何让这些存留千年的脆弱艺术瑰宝“活”得更久？
一个大胆的构想在樊锦诗心中渐渐清晰起来——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2008年年底，莫高窟保护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综合性保护工程开始实施。实施过程绝非一帆风顺。首先，信息采集量极大，并需要繁复拼接；另一方面，要面对各种质疑与责难，有人说她“死守着洞窟，反对旅游，有钱不会赚”。
“我不反对旅游，但前提要保护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得感谢、敬畏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优秀的遗产。”说到这里，身材瘦小的樊锦诗，突然坐直了身子。“一边要向文化遗产负责，一边要向游客负责。敦煌研究院在想尽办法，让游客在莫高窟看好、看舒服，但绝对不会放弃保护。”
对于自己的付出与努力，樊锦诗表示，自己是“接了一次接力棒，做了一个过程”，遗产保护仍需一代代人推动发展。认为自己离开院长职位后，“要做点自己该做的事了”。
她说的“该做的事”，是指规模达到100卷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撰工作。
2011年，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出版发行。两分册8开780页的报告，运用文字、测绘、摄影等手段，逐窟记录了洞窟位置、结构、保存状况等，是洞窟最翔实的档案资料。
“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会感觉到，人生其实很短。国家培养你，你就要为社会做点事情。大家伙都努力做点事情，社会才会进步，自己也算没白来世上一趟。”樊锦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