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 耿兴敏
□ 实习生 田珊檑
从事后勤工作的张女士近来很苦恼，由于白天要上班，她不得不将8个月大的儿子送回老家交给父母抚养，她很想亲自照料孩子，但如果自己不上班，单靠丈夫的收入难以支撑整个家庭开支，孩子也没到上幼儿园的年龄，根本找不到价格适中的托幼机构，和儿子分离后，现在每天只能通过手机视频看看孩子。
据了解，类似张女士的情况并不少见，不少家庭存在对0~3岁托幼机构的需求。如何照料和培育0到3岁幼儿成为职业女性及其家庭亟待解决的难题。
政策扶持十分关键
“既然社会有需求，就应该有供给，政府应开放0~3岁托幼机构服务领域，这也有利于促进妇女就业、增加家庭收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分析说，从总的趋势来看，中国家庭大多是双职工，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单职工养活一家人比较困难，这尤其使得中国女性在工作、家庭上有一定的角色冲突，中国幼儿的社会照料服务供给应该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而现阶段0~3岁托幼机构的公共服务相对欠缺，政府应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来引导这种服务的供给。
据了解，已经有企业尝试为员工在单位兴办托幼机构，以便缓解员工在育儿与工作方面的冲突，进而提高工作效率。
对此，李建民认为，企事业单位自建托幼机构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哺乳期的孩子一般离不开妈妈，在工作单位开办托幼所能够使妈妈们安心工作，政府应该鼓励企业为员工提供托幼服务，允许有能力的企业在基础设施完善后适当地对外开放。
李建民提到，0~3岁托幼机构不应只限制于某种形式，政府应鼓励企业照料、社区照料、一对一照料等多种形式并存的托幼服务，当孩子过了哺乳期后，把孩子交给社区托儿所照料，这样更方便妈妈上班，同时也可以鼓励一对一照料，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沟通需求信息。但是政府必须制定明确的规则和标准，如一个保育员最多照看几个孩子，政府可以为提供托幼服务的从业人员免费体检及制定体检标准，并对托幼机构的卫生、安全方面有明确的规定。
“国外幼儿园基本是私立，六周就可以入托。” 正在美国进修的北京交通大学的一位副教授说，但国外幼教师生比例比较低，比如伊利诺伊州规定，学步班的孩子，师生比是1∶5。
“政府可以给予0~3岁托幼机构一些鼓励性措施，为其提供一些补贴、贷款、减税等方面的支持，降低其运营成本，并动员社会力量，鼓励市场、社会资源进入到0~3岁托幼机构领域里。”李建民说。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主任吴帆在接受采访时分析说，从理念上看， 照顾0~3岁孩子大多被认为是一种家庭责任，0~3岁孩子在安全、健康方面的风险相对来说比较高，孩子也不能很好地表达自身的需求，这使得家长会比较担心孩子，同时0~3岁托幼服务的专业从业人员相对较少，这些都增加了0~3岁托幼机构发展的难度，这便需要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增加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完善托幼机构的基础设施。
“北欧很多国家的政策都支持儿童照料产业的发展，也鼓励社会力量的参与。这些国家的生育率高，劳动参与率也高，这也为我国提供了一些借鉴，政府应提供政策支持，遵循市场化规律，鼓励社会力量更好地参与进来。”吴帆说。
重视0~3岁宝宝的特殊性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刘玉娟曾开展了一项针对461名0~3岁幼儿家长的调查，数据显示，有20.6%的家长关注儿童身体发育情况、18.6%的家长关注儿童与他人的交往、18.1%的家长关注儿童认知与语言的发展、16.5%的家长关注儿童感知和运动能力的发展等。从这些数据可见，家长除了关注孩子身体发育外，也很看重孩子语言、肢体运动等方面的发展，这些数据也为0~3岁托幼机构的发展提供了一定参考信息。
吴帆表示，0~3岁孩子对环境安全性要求很高，0~3岁孩子往往伴随肢体活动的发展，他们会爬行，喜欢触摸一些东西，这便需要政府对托幼机构的物理环境设置标准做出明确规定，同时，尽管0~3岁托幼机构比较少，但智能开发、潜能开发等早教班很多，从目前报名情况来看，这些早教机构市场需求量大，鉴于此，0~3岁托幼机构也不应仅仅是照料孩子的生活，还要涉及早期教育，这便要求从业者具有一定的从业背景。
“0~3岁孩子表达能力比较有限，1岁以内的孩子主要通过哭声表达需求，1岁左右的孩子开始说话，但表达能力有限，1.5岁的孩子出现词汇大爆炸现象，肢体动作也更精细，2~3岁孩子的语法系统会逐渐发展，这个时候孩子表达的内容更丰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学系博士范珊珊说，对于1岁内的孩子，托幼机构的老师需要仔细观察他们的需求，1岁以后，老师需要逐渐训练宝宝表达自己的能力，1.5岁到3岁的孩子则需要增加些说话发音的训练，做一些语言的小游戏，同时，生活技能和生活习惯的训练不可忽视，此外，0~3岁托幼机构需要增加孩子接触实物的机会，帮助孩子建立物体和词语之间的关联，也可以和妇幼保健站合作，如果发现孩子有语言发展迟缓的迹象，需及时反馈给家长并和保健站联系。
照顾中低收入群体需求
记者了解到，现阶段不同群体对托幼服务的需求不尽相同，一些高薪群体愿意花费上万元享受高质量的托幼服务，市场上也不乏高收费的早教机构及保姆供给机构，而占比大多数的人群——中低收入家庭的需求则是对孩子的最基本照料。
李建民教授表示，政府应该照顾中低收入群体的需求，不一定花费或者投资很多兴建条件特别好的托幼机构，可以通过市场鼓励社会去办高水平服务的托幼机构，供有条件的高薪群体选择。而工作、家庭角色冲突比较严重的大多是中低收入群体，他们需要更多的是孩子的基本照料服务，需要的是保障孩子的安全、卫生与健康。
“保育员不一定需要很高的学历，但也需要通过培训掌握照料孩子的专业知识，并需要有一定的养护经验，针对中低收入家庭，政府可以给予其一些补贴，让他们更有条件把孩子放在托幼机构。”李建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