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 耿兴敏
□ 实习生 刘天红
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婴幼儿（0~3岁儿童）托管需求日益增强。时下，面对日益高涨的托幼需求及公共托幼机构的严重缺失，各界正踊跃探索婴幼儿早期教育的可能模式，这为破解婴幼儿托管难题提供了思路。
单位办托 面临多方挑战
2016年2月18日，由上海长宁区妇联牵头、携程网创办的亲子园正式开园。对于家长来说，和宝宝一起去上班，这是多么好的感觉。
对于企业来说，携程开办亲子园为员工解决了“后顾之忧”，将孩子托管在单位，家长可以时时看到孩子，这让家长可以陪伴孩子成长，也保证了员工工作热情，可谓一举多得。
一位长宁区政协委员表示，携程开办亲子园的做法是基于员工的需求，实际上也是在为政府减负。
据统计，以上海长宁区为例，现有两孩生育适龄妇女约7.7万人，按妇联等部门大数据调查结果显示，在2年内，可能增加新生儿约6300余名。而长宁区现有公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区托幼管理中心下属托儿所合计为56家，其中招收2~3周岁的公办幼儿园仅有1家， 0~2周岁婴幼儿的托幼机构并没有。
据报道，拥有员工15000多名的携程投资400万元，开辟出8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场地，重新装修设立了亲子园,并聘请第三方早教机构进行管理，提供包括0~3岁婴幼儿日间照料、幼儿临时托管、小学生课后托管、寒暑假托管等服务。
然而，虽然裨益甚多，企事业单位创办托幼园，面临着资金、办证、师资、安全等各方面挑战。据媒体报道，携程亲子园开办一周后，曾因缺少行政许可证而被叫停。
日前，记者致电携程公司公关部，工作人员刘女士表示对于携程亲子园项目，目前“没有更多信息可以分享”。
此前， 携程有关方面曾表示，希望国家能够尽快出台关于公共托育服务建设的相关政策扶持，帮助家庭生育二孩解决后顾之忧。
有专业人士表示，办理托幼园对证件要求极多，涉及卫生、教委、公安等各个方面,办证难可能会成为掣肘企事业单位办园的原因之一。
记者了解到，有些规模较小的单位，因为需要托管的员工子女较少，达不到开办托幼园的规模，转而采取了开办托幼室的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烦琐的认证程序，也为员工带来了便利。
“野蛮生长”的家庭式婴幼儿托管
对消费者需求反应最为灵敏的市场，在几年前就嗅到了婴幼儿托管行业潜藏的巨大商机，一批私立“家庭式婴幼儿托管机构”一直以隐性的方式存在着。
所谓“家庭式婴幼儿托管”指的是开办在自己家中的婴幼儿托管机构。家庭式婴幼儿托管字眼也巧妙地传达了此类婴幼儿托管机构的非正规性与灵活性。
事实上，因为缺乏监管，家庭式婴幼儿托管机构一直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
家住北京市回龙观社区的李女士将婴幼儿托管机构开办在自己家中，并在网上贴出了招生通知。因为自己也有一个5个月大的婴儿需要照顾，李女士觉得“两个孩子可以一起带”。
作为一家完全私人化的托幼机构，李女士的托幼机构没有任何认证，李女士觉得打消孩子家长顾虑的方式就是“信得过”。
“只要家长信得过我，就把孩子送过来让我一起看着。我自己也有孩子，懂得做妈妈的辛苦，会精心照顾孩子的。”李女士开价每月4000元作为劳务费，其中不包括孩子的食宿开销和日用品支出。这种“搭伙儿”带孩子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大多发生在熟识的人之间。
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黄女士的托幼机构，有街道办事处的监管，显得稍微正规了些。黄女士的托幼机构已经开办9年了，每个孩子每月收取费用3800元，黄女士为孩子提供辅食以及简单的日用品。黄女士告诉记者说，她招收的最小的孩子出生才一个月，交给她之后一直由她照料到3岁半。
“育儿经验丰富，至少比年轻妈妈的育儿经验丰富得多”的黄女士开办托幼园之前做过幼儿园老师，开过婴幼儿游泳馆。为打消家长顾虑，黄女士采取了“先体验后收费”方式，“家长可以将孩子送过来，我先带着，家长什么时候对我的看护放心了，什么时候就可以付费了。如果对我的工作不满意，家长可以不用付费。”除此之外，黄女士还采用“微信视频”的方式让家长放心，只要家长想要看孩子，就会发微信视频给家长。对于自己托幼机构的“合法性”，黄女士表示：“既然有这么一拨家长需要托管孩子，那么就有我们这么一拨人存在。”
丹丹所在的婴幼儿托管机构将早教课程与婴幼儿托管融合在一起，所内设施相对完备，费用也更高，每个月收费在4000元到6800元之间，按照孩子年龄收取费用，越小的孩子收费越高。这家托管机构创办已经5年，领取的是工商执照。对于为什么没有拿到教育部门的许可证，丹丹表示，0~3岁婴幼儿教育机构的监管处于空白状态，机构不归教委管也不归卫生部门管。
私立托幼机构的存在弥补了公立托幼机构缺失的不足，但婴幼儿早期教育行业鱼龙混杂，严重影响行业发展。私立早期教育机构缺少监管的问题屡见报端，规范和整顿早教行业已成共识。
身负众望的“托幼一体化”
“托幼一体化”在解决婴幼儿托管难题中被寄予厚望，无论在硬件设施还是师资配备上，幼儿园都更有条件和能力承担婴幼儿托管服务。
小瑾目前在浙江省宁波市经济开发区一所公立幼儿园做实习，她所在的幼儿园从去年开始招收2周岁的孩子入园。考虑到经济开发区内外来务工人口非常多，这一措施主要是为了解决外来务工人口婴幼儿的照看压力。幼儿园每个月收费标准为650元，相对较低，这为解决父母尤其是流动人口的“看孩子”问题提供了方便。但，这一措施的推行前提是政府的财政支持。
面对托幼困境，托幼一体化、鼓励现有幼儿园直办托儿所应者声众。但鉴于公立幼儿园严格限定孩子的入园年龄为3岁以上，大多恰是为解决当时的“入园难”问题，提倡“托幼一体化”会不会导致入园难问题加剧则值得深思。
除此之外，如何保证公立托幼机构资源实现公平配置，则是另外一个挑战。
婴幼儿早期教育行业可谓是一片“未经开垦的处女地”，如何在严格市场监管基础上，将婴幼儿的早期教育纳入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同时激发各方活力，促进早期教育事业起步并蓬勃发展，并为我国人口发展大业奠定基石，需要全方位考量和实施。
2013年，教育部就下发关于开展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试点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发展公益性婴幼儿早期教育服务。坚持公益性普惠性，探索建立公共财政支持、社会参与、家长合理分担成本的早期教育成本分担机制。
几年来，14个试点地区在探索发展公益性早期教育服务机构中也作出有益尝试，我们期待着，婴幼儿早期教育纳入到公共服务体系中并大步走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