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姣
我的家乡是湘西北一个普通的农业型村庄，自然村与行政村合一，全村700多人。因地处山区，人地关系紧张，人均土地不足一亩。改革开放之后的八九十年代，村中绝大部分家庭形成了以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妇女在家务农、男性在外务工的家计模式。为了增加土地的产出，水田一年种植三季水稻。能够利用的土地也都种上了红薯、棉花、柑橘等经济作物。村里的男人们，一般都拥有一定的手艺，其中以木匠、泥浆、瓦匠居多。他们多是三三两两地相约着在本市境内从事与建筑相关的工作，一出去就是一两个月。妇女在家所得最多只能贴补家用，大处开销还得依靠男人们在外面工作的收入。但是，这部分收入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经常会遇到无活可做的情形。八九十年代的这段时期，家乡村民们的生活普遍过得比较紧张。直至2000年左右，随着打工浪潮的兴起，村民们的生活经历了跳跃式的发展。
紧张的人地关系使得村民们明白，他们是无法单纯地依靠土地来谋生活的。同样，当地有限的工商业发展水平，也难以吸纳足够的劳动力，“离土离乡”成为必然的选择。东部沿海诸如浙江、福建等发达地区以及以广州、珠海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成为他们的首要去处。
就整个村庄而言，80%村民的收入都是依靠外出务工获得，这构成了村庄社会庞大的中间阶层，生活条件都不会太差；10%的村民因为头脑较他人灵活聪明，通过在外包工程或是开店做生意的方式获得收入，成为村庄社会所占人数较少的富裕阶层；剩下的10%就是因各种变故或是个人的懒惰而跌入经济困境的家庭，这构成了人数占据不多的贫弱阶层。以上三类构成了家乡总体性的经济分层格局。
村里的小刚今年三十多岁，早已成家，有两兄弟。儿时的小刚家，甚是悲苦。小刚与其兄弟只相差一两岁，母亲自打嫁过来头脑就有些不正常。父亲也不是非常能干，只是依靠家里的少许田地过活。家里住的也只是简单用泥巴和茅草搭的两间小房子。小刚和其兄弟读了几年小学就辍学了，早早地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到了十五六岁，两兄弟就外出打工了，也是村里最早出去打工的一批年轻人。两兄弟非常勤劳，而且节俭。大概到20岁左右的时候，就回到家翻盖了楼房，没过两年，兄弟俩也都娶上了媳妇。日子也过得红火起来，贫困的局面得到了彻底的转变。这样的案例在如今的中国农村大地上比比皆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依靠自己的双手勤恳劳动、扭转家庭局面的故事，才真正展现了我国乡村社会变迁的总体性图景和面貌。
在外出务工收入构成村民主要收入类型的情形之下，家庭劳动力的多少成为决定农民家庭境遇起落的关键性因素。换句话说，个体农民家庭的兴衰起落直接与该家庭所拥有的劳动力状况紧密相关。在土地占有相对均衡以及市场务工机会相对开放且均等的情况下，健全的劳动力都有向经济价值转换的能力。也就是说，一个劳动力健全的家庭，只要勤劳肯干，都有免于贫困、向上流动的可能。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一个家庭的贫困只可能是因为遭遇天灾人祸等不可控的因素或是因为家庭处于特殊的生命周期或是因为个体性的懒惰。前两者原因所带来的贫困，往往具有暂时性的特征，并会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动而不断得到化解，进而重新获得向上流动的可能。上面提到的小刚家庭就是对这一情形的恰当说明。而因为个体性懒惰所造成的贫困，除非是个体意识的觉醒，否则绝无脱贫的可能。
若以整体性的视野或秉持“大多数”的眼光来观察当前的乡村社会，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生气勃勃的发展景象。每个家庭都在努力地生活着、拼搏着、奋斗着，向看得见的希望慢慢靠拢。
即将回校的前一天晚上，母亲父亲一起围坐在火炉旁，细数着他们成长的点点滴滴。从他们对往日生活，特别是对儿时生活窘迫情境轻松而愉悦的描述口吻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们对当下生活的满足。他们也焦虑建房、儿子娶媳妇等问题，但这些在他们看来在当前的社会发展背景下都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获得的，只是这个过程可能会走得有些辛苦罢了。然而，生命的意义不正在于此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