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须虫
2000年5月7日，江志根时年12岁的独子江伟华在村里一个水塘中，为了救出落水的伙伴，不幸溺亡。当地公安机关认定江伟华的行为属见义勇为，但因其“实施见义勇为行为时尚属少年儿童”，因此对其“仅进行抚恤奖励，不另发荣誉证书”。为了儿子的一纸荣誉证书，如今年近六旬的江志根奔走了16年。他说，儿子既然救了人，就应该有个“名分”。（5月17日《新京报》）
有关未成年人该不该被授予荣誉证书的争议由来已久，更重要的是这个争议在未成年人见义勇为认定的实务中，导致了同样行为之间的差别，甚至出现未成年人因救人而得不到认定和抚恤救济，事实的伤害要远大于以所谓的“不提倡”来保护未成年人的要义。
见义勇为认定的标准是什么？是见义勇为的行为，并不区别年龄身份，只有针对具体行为的统一认定，才可能保证保护与奖励的广泛性与公正性。因为行为是客观的，不会有三六九等，保护与奖励的是行为而非单纯的行为人。
未成年人保护是宏大的命题。不提倡未成年人“献身”是一种理性，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然而，“不提倡”不能简单对未成年人挺身而出的道德自觉价值进行“清零”，而是全社会应当告诉孩子们哪些力所不及的见义勇为行为做不得，面对相应的情况可以规避风险，并且不承担道德风险。“不提倡”的关键是对未成年人规避见义勇为风险的过程保护，而不是针对行为后果的一元褒贬。更何况，道德自觉本身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与行为不提倡可能存在的巨大风险是两码事，在理性的社会，这种行为既不会因为倡导而强化，也不会因为不倡导而不发生。所以，一个见义勇为保护与奖励法规，承担不起未成年人保护的所有责任。
见义勇为奖励的定位也值得反思。见义勇为行为固然值得肯定，但行为的价值有时被异化成对人无节制的谬奖，一纸称号让人变成道德的典型、社会的榜样，可能有更多社会公平为之倾斜，从而加剧社会对荣誉的功利追求。事实上，一刹那间的道德光芒代表不了永恒。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可能引起效仿，某种意义上与这种失之于全面的道德褒奖有着内在关联。对于见义勇为的评价与奖励，应从制度上加以规范，把法律的肯定与宣传口径上道德的评价区别开来。
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不提倡”与保护并非天然的矛盾，真正的矛盾是一部法律要包办解决见义勇为的道德、导向、未成年人保护等所有的问题，难免会顾此失彼。桥归桥、路归路，才可能求得最大公约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