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深层思考》
作者：王胜今 石雅茗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虽然2008年以来连续6年下降，但偏高形势依然严峻，面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空间范围扩大、男女差数累积数量大、整治“两非”难度加大等问题。国家予以高度重视，指导各地开展综合治理活动，实施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工程、先进性别文化建设工程、女性优先优惠升温工程、医疗卫生市场净化工程、考核评估体系构建工程、孕产期全程服务工程，对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综合治理工作尚处于由活动层面向制度层面过渡阶段、统计数据难以准确研究判断客观形势。文章提出，实践表明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需要构建标本兼治、体系完备的体制机制,确立依法治理、标本兼治、科学治理、预后治理的基本原则，通过组织领导落实、考核评估落实、家庭服务落实把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来源：《人口学刊 》2016年第3期
《性别·性·身份——论安·兰德女性伦理思想的悖论性》
作者：孙旭 赵炎秋
作者认为，安·兰德的女性伦理思想以客观主义哲学倡导的“理性”与“利己”两大原则为前提，集中凸显出以下几组悖论：一方面强调性别平等，认为女人在智力、能力、道德方面与男人一样优秀,另一方面又突出性别差异，强调一个女人不能成为一个女总统，因为女性的本质是对男性的崇拜;一方面否认存在性的唯一真理,但又肯定性的真理在于其自然主义特征，并强调性关系中男性的主导地位,同时又认为在这一关系中真正的权力所有者为女性；一方面遵从传统的女性性别规范，另一方面又否认女性作为妻子与母亲的其他身份。综合分析，兰德的女性伦理思想之所以矛盾重重，显性的原因在于她将女性割裂为具有普遍属性的“人”和具有性别属性的“女人”；深层的原因在于兰德试图“理性”的选择“利己”的女性性别规范重构一个“自我”的女性主体。但是,作为自己女性伦理思想的直接践行者,兰德的现实生活最终证明了这一思想体系的不合理性。
来源：《湖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