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雪霖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均分以及统分相结合的农业双层经营体制，所以小农家庭基于土地上的收入是相对均质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民之间开始产生经济分化，分化主要源于市场中的工资性收入，且工资性收入超过农业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主导，这样的贫富分化有的甚至超过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农民不再是同一副面孔，产生了强者和弱者之分。笔者所说的强弱主要依据对土地的依存度而划分，对土地的依存度越高，越是农民中的弱者；相反，对土地的依存度越低，越是农民中的强者。
那些放弃耕种土地而选择暂时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家庭，往往是农民中的强者。他们因为拥有特殊的资源禀赋、较强的个人能力而在市场经济分工体系中占据优越的位置，在城市拥有更好的获利机会，家庭劳动力务农的机会成本过高，所以就会放弃耕种土地。因而，可以说这部分农民群体对土地的依存度相对较低。而那些因为年龄或能力不足而被城市淘汰的农民，因为无法在城市获利而无法实现劳动力和家庭的再生产，只好退守到乡村，对土地的依赖度就非常高，土地可谓是这部分农民的命根子。
农村中强者和弱者的数量是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形势而动态变化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越高，城市能够提供的获利机会越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越强，那么对土地依存度越低的农民中的强者就会越多。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不断减少，自然的结果就是乡村的空心化，与此同时，在农村分利的群体也就随之减少，这为对土地依存度高的弱势农民提供了获利机会。
我国农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不足10%，目前还有2亿多小农家庭依赖土地完成劳动力和家庭的再生产，蛋糕就那么大，参与分利的人越多，每个人分到的就会越少。从农民的立场上去看，乡村的空心化就意味着越来越多对土地依存度较低的强势农民转移进城，参与分享农业剩余和农村获利机会的人群减少，这是那些被城市市场竞争淘汰的弱势农民的福利，这实质也是以城促乡，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良性互动。
当下，农民中的强者和弱者并不是固化的，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农民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都可能促使两者相互转化。当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发展越好，就会有更多的强者出现，反之，在城市闯荡的农民可能因失败而退守到村庄，变为弱者；相反，农民中的弱者也会由于家庭财富的积累或子女长大成人比较有出息，而转化成强者。
笔者有一个远房阿姨叫小兰，她有一个11岁的儿子和一个10岁的女儿；丈夫不识字，到城市里打工就是个睁眼瞎，没有能力也挣不到钱；婆婆年迈，无法独自在家带孙子种田。上有老，下有小，城市进不去，村里又走不开，小兰阿姨只好选择种地。近年，随着村庄全家外出务工的增多，小兰阿姨夫妻俩有机会流转到土地，扩大了种植规模，承包了近百亩土地，成了种粮大户，一年也有七八万元的收入，和普通家庭夫妻两人外出务工的收入相差不大。
按照小兰阿姨的设想，要是夫妻两人能流转200亩土地，做个职业农民，一年收入就能有十几万元，家庭收入就相当可观了。由于笔者的家乡地处华北平原，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耕、播、收等农业生产环节早已实现全程机械化，因而耕种就不再是一件重体力活，投入的劳动时间也不多。夫妻两个人种植200亩土地不成问题，只需要在小麦和玉米收割环节雇几个工就能搞定。但现在，他们正为无更多的廉价地可种而发愁。许多村民对土地租金的要求有点高，只有每亩租金在800元以上才有人愿意将自己家的耕地流转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还有外来的利益主体进村争夺土地资源，像小兰阿姨家这样的弱势农民的命运可想而知。
因此，笔者认为，乡村的空心化并非全是坏事，因为空心化的乡村可以实现土地资源的转移，给留守村庄的农民带来发展的希望，进步的希望。当然，乡村空心化后，留守农民的住房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则是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