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鹏
3月13日上午，“南京虐童案”被告人李征琴出狱。一年前，因为孩子撒谎，李征琴在家中先后用抓痒耙、塑料跳绳抽打养子，造成孩子体表150余处挫伤。案发后，李征琴被剥夺了监护权，丢了工作，还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随后法律与人伦的纠葛也接踵而至——据报道，李征琴和养子的感情其实一直很好，养子的老家在农村，其亲生父母也希望孩子能跟着李征琴生活，让孩子回到他们身边未必是最好的选择。
接下来的一年里，事件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李征琴的养子起初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回到农村生活后，和亲生父母有着很大的隔阂，关系若即若离，反倒是对李征琴表现出更多的依恋。此外，已经习惯了城市优越生活的孩子也难以适应农村的环境，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如今，一年过去，情与法的僵局还是无法被打破，即便李征琴已经出狱，即便养子选择和她一起生活，被剥夺的监护权依然是两人之间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谁也不知未来究竟该何去何从。
其实，关于这起特殊的虐童案，各方的争议从未停止。从法律的角度讲，李征琴无疑应该受到惩处，这起案件反映了社会传统教育理念与现代法治文明的碰撞，体现了家长威权主义思想与保护未成年人理念的冲突，将其作为司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典型案例显然有着积极意义，因为通过它可以让更多信奉棍棒教育的家长知道，即使是在家里打孩子也可能是违法的。但从人情的角度来讲，如何惩处李征琴确实需要审慎行事。仔细审视案件的细节，这次事件还是有其特殊性：虐待是心怀恶意、长时间、持续性、反复性的行为，无法简单地将李征琴定性成一个长期虐待孩子的惯犯。更关键的是，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从孩子所流露出的对养父母的依赖之情，以及亲生父母的窘迫现状等情况来看，简单地剥夺养父母的监护权，由亲生父母将孩子领回老家，未见得是妥善的处理方式。案发后，检察院一度作出了不批捕李征琴的决定，理由是“小孩多次向检察机关表达了想见妈妈的意愿，其亲生父母也向检察机关提出了不批捕李征琴的请求。且不批准逮捕李征琴可以让小孩早日安心正常学习、生活，对恢复其身心健康有积极作用。”应该说，这一决定考虑到了案件的客观情况，是相当人性化的，但遗憾的是，李征琴最终还是锒铛入狱。显然，司法部门在作出最终裁决的时候，还是优先考虑了法律条文的规定，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儿童优先。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 “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这就是“儿童利益优先”原则。在我国，“儿童利益优先”也一直是未成年人保护方面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则性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同样应当贯彻这个原则。具体到“南京虐童案”当中， 追究施暴者的责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设身处地考虑孩子的处境，把他的切身利益放在优先位置，然后再来决定监护权的归属。如今，李征琴虽然已经服刑完毕，但案件却不应当就此画上句号，在李征琴确已悔改的前提下，有关方面不妨考虑适时恢复她的监护权，为当事男孩重新创造有利于成长的环境。此外，“儿童优先”也应当成为有关各方从这起案件中吸取的教训，并且成为今后处理类似案件的借鉴：依法办事，也要合乎情理，毕竟，让孩子最终获得一个好的归宿才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让判决的结果符合法律制定者的初衷，避免法律人伦相冲突的尴尬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