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妇女报记者 王蓓
一组来自民政部门的数据显示，2014年依法办理离婚363.7万对，比上年增长3.9％，我国离婚率已连续12年递增。2014年全国妇联系统共接待办理群众来访、来信、来电近27万件次，其中婚姻家庭类15万余件次，占投诉总量的57.9%。
“婚姻家庭纠纷是家务事，可一旦处理不好，极易激化矛盾，导致家庭解体，甚至影响社会稳定。上海、广东等地的实践证明，相关部门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向婚姻家庭纠纷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购买专业化的服务，是一个‘双赢’的有效措施”。全国政协委员张黎明提出建议，进一步推进政府购买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专业化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婚姻家庭纠纷虽然是民事纠纷的一部分，但它都是发生在家庭内部、亲属之间，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在开展调解时，不仅要依法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同时也必须考虑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平等、和睦与团结，要求调解人员必须接受婚姻家庭相关的专门培训，不仅需要了解法律、心理咨询、社会工作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还应具有社会性别意识、儿童优先原则和保护家庭弱势群体利益等理念。“而在基层，真正具备婚姻家庭调解相关专业知识的调解人员很少”，张黎明委员告诉中国妇女报记者，全国妇联在调研中发现，由于缺乏专门培训，有的在婚姻关系调解中片面指责女方当事人，劝说妇女作出不合理的退让；有的在婚姻财产纠纷调解中忽视了婚姻法要求的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有的偏离了儿童优先的原则。“专业性的欠缺直接影响了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的成效。”
“事实上，探路性的工作已经在一些地方妇联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已有12个省区市妇联和部分地市妇联与司法行政、法院、民政等有关部门联合发文，成立婚姻家庭纠纷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培训专门人员从事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
“但是，缺少专门的工作经费，仍是普遍面临的问题。”张黎明委员举例说，湖南省2014年在15个区县试点成立了婚姻家庭纠纷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每个点工作经费5万元、合计75万元均来自省妇联办公经费，受财政政策限制，2015年湖南省妇联已无法提供这方面资助。“经费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婚姻家庭纠纷专业性人民调解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张黎明委员认为，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家庭建设，上海、广东等地的实践已经证明，在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中，专业化队伍的重要性和政府购买专业服务的有效性，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进。
“政策上的可能性已经具备”，张黎明委员说，2015年实施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已经将“人民调解”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却没细化将“婚姻家庭纠纷调解”明确列入其中。为增强各地各相关部门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张黎明委员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司法部等需要提供婚姻家庭纠纷调解服务的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本系统的指导，明确要求地方购买专业化的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服务，推动同级财政部门将“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明确列入当地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为专业化的婚姻家庭纠纷调解组织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人才与经费保障。
黄廉熙委员：建立离婚疏导机制
中国妇女报记者张明芳 发自北京 日前，据媒体报道，云南大理2015年开始推行离婚预约登记制度，要离婚的夫妻需先填《离婚登记预约表》，7天缓冲期满后再办离婚手续。这一制度收效明显：近一年时间内，4500多对夫妻打消了离婚念头，近一半的预约者放弃了离婚计划。
“这相当于设置一个情绪缓冲期，对冲动型离婚起到了‘降温’效果。”来自浙江的全国政协委员黄廉熙说。
事实上，早在2012年浙江省慈溪市婚姻登记处就施行过类似的做法，三个月里有四成夫妇最终放弃了离婚。我国杭州、广州、深圳、青岛、兰州等城市也相继推行了预约离婚制度，在各地取得了良好效果。
“如今人们的婚姻观发生了很大变化，离婚原因五花八门，孩子教育问题、婆媳问题、家务问题、娱乐和消费等问题一言不合，都能成为离婚的导火索，冲动离婚成为离婚类型中较为突出的一类。”黄廉熙如是说。
“对于离婚问题要科学合理、一分为二地看待，离婚率升高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性自由的体现，对整个社会和家庭都有其积极的一面。但连增12年的离婚率所带来的诸多社会负效应亟须引起正视与警惕。”黄廉熙认为，毕竟离婚对于双方当事人及其家庭而言，没有一方完全是赢家，也可能是两败俱伤，而且会给孩子带来伤害和阴影。
而“离婚预约”即是采取一种人性化的离婚干预措施，应对不断攀升的离婚率。
黄廉熙介绍，离婚率年年增高的情况下，一些地区也相应地探索推出了离婚疏导举措，如黑龙江有婚姻评估机构，上海有收费式的离婚咨询工作室，也有婚姻危机干预急诊室，还有心理机构推出婚姻家庭和谐度或续存值测试，对意向离婚夫妻进行婚姻心理疏导和沟通，强化前置性干预的作用，对降低离婚率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尽管各种干预措施产生了一定效果，黄廉熙指出，建立离婚疏导机制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建议由民政部门牵头，整合部门和力量，形成合力，共同推进。
黄廉熙建议，一方面，要加强婚姻家庭文化建设。民政部门要加强婚姻法律法规知识教育，妇联组织要开展文明家庭创建、寻找“最美家庭”等活动，发展家庭和谐包容的文化、构建婚姻责任之爱的文化，提高婚姻家庭成员的文化素养和角色意识。另一方面，要开展婚姻家庭评估服务。民政部门要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创办婚姻评估机构、婚姻危机疏导机构、婚姻家庭咨询服务机构等，为有婚姻危机的家庭提供相关服务，促进婚姻家庭矛盾修复、健康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