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的自梳女》记录了居于广东顺德、佛山、东莞和肇庆等地自梳女的人生故事，并从近代珠三角产业兴起，大批女性入缫丝厂务工，“妈姐”结伴下南洋，早期女权斗士等多个角度探究了自梳女状况，体现了作者的深度思考。作为记载自梳女的非虚构文学力作，本书有两点发人深省：其一是让自梳女发声，而不是代言；其二是为自梳女立传，而不是传奇。
■ 王宏维
在关于南中国“自梳女”的著作中，最近新增了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最后的自梳女》（以下简称《自梳女》），作者莲子、林志文。该著分上下篇，上篇“寻访最后的自梳女”，是作者于2015年做的直接访谈，记录了居于广东顺德、佛山、东莞和肇庆等地15名自梳女的人生故事（其中一自梳老人十二姑刚离世，访谈内容为前些年的记录）；上篇之中还包括一份对东莞某学院大学生的采访，内容为她们近年赴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地拍摄自梳女的情况，颇为特别。下篇为“珠三角自梳女风俗考”，作者展开了广阔的历史画卷，从近代珠三角产业兴起，大批女性入缫丝厂务工，“妈姐”结伴下南洋，早期女权斗士等多个角度探究了自梳女状况，体现了作者的深度思考。
对自梳女的当代记述较早可见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该节内容简短，标题是“广州女子之同性恋”，资料源于清代张心泰的《粤游小志》。陈东原称“以姐妹花为连理枝”，风起于顺德，后染番禺、沙溪，直至省会（广州）。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始，从社会学、民俗学等不同学科视域对自梳女的探讨渐次发表，有叶汉明的《华南家族文化与自梳风习》、徐靖捷的《走近西樵自梳女》等。还有个别文章指自梳女习俗为“陋习”，且危害有三：一是滋生病态心理，二是导致偏执行为，三是损害社会。可见，自梳女作为一种反传统的女性生存方式，即使是在她们石火风灯、命在须臾之际，所获评价仍褒贬不一。
怎样记录研究自梳女群体与个体？怎样评价与自梳有关的风俗？显然是有争议的。它不仅映现了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碰撞或对立，更折射了封建制度下性别等级、女性权利、婚姻家庭的嬗变与互制，并预示了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的到来。《自梳女》作为记载自梳女的非虚构文学力作，有两点发人深省。其一，让自梳女发声，而不是代言；其二，为自梳女立传，而不是传奇。
让自梳女发声，而不是代言
《自梳女》一著明确体现了作者让自梳女发声，而不是代言的这一态度。简单来说，自梳女即女性选择终身不嫁，拒绝婚姻，这样做显然是有违传统性别角色和婚姻模式的，而个中缘由，无疑应当由自梳女本人发声，即以自梳女自身具有的感受与认知来说明。当然，这应当是最真实，也是最有力的说明。《自梳女》集中了多位自梳女的口述，她们直接讲到的不嫁人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家里穷”“做人新抱（媳妇）甚艰难”“有钱搵，使咩俾人管”“我要自立”“姊妹都自梳”“根本没有结婚的想法”等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家里穷”——家庭的贫困，往往使自梳女的父母赞同、甚至要求女儿不要嫁人，梳起后外出打工挣钱养家。
比如，在海外劳作几十年返回顺德均安镇的黄胜姑太，奔波一生，现虽年老体衰记忆模糊，却仍清楚记得自己是“年轻时家里穷，为了家庭，为了兄弟、侄子，没办法才去的。”也就是说，自梳的兴起是具有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和经济原因的——社会生产需要女性劳动，同时家庭维系、劳动力再生产（帮助父母养育弟妹，帮助兄弟结婚生子）也迫切需要女性外出挣钱。在此意义上，自梳女无疑就是真正的家庭赡养者，同时也是劳动力再生产和家族延续的牺牲者。当下，为数不多的存世自梳女虽都在安养晚年，但极度强烈的牺牲感仍是她们永远无法抹去的生命伤痕。如书中所描述的，姑太们每每提起都噎呜哽咽，潸然泪下：下南洋是不得已的事情，也是为了家庭，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这样看，决定自梳对女性个人或许是无奈之举，但对社会生产和家族延续及劳动力再生产，又是必要之举和可能之举吧。自梳女群体为家庭、为父母、为兄弟辛辛苦苦勤劳默默奉献了一生，这是不可抹杀的历史事实。而以“陋习”一词来做概括，不仅荒谬，也是对女性劳动奉献的践踏。
为自梳女立传，而不是传奇
不少论著将自梳风俗称为岭南的“奇风异俗”，自梳女也因此被贴上了“传奇人生”的标签。“奇”自是相对于“常”。如果站在传统婚姻模式和传统女性角色扮演的立场来说，自梳女选择不婚、不为人妻人母，确实是反“常”了。一般论著聚焦于自梳女的“奇”，大致就是持的这一立场吧。而《自梳女》一著的不同，就是依据自梳女的真实人生，从她们的平凡甚而卑微之中发掘价值，使自梳女追求独立、自强不息、勤劳奉献的人生意义获得了明确的定位，达到真正为其树碑立传。毋庸讳言，女性选择自梳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决定走出家门，外出务工，且她们从事的主要是缫丝、编席、帮佣（妈姐）等底层职业。
据记载，当时顺德一带的缫丝产业，工厂环境异常恶劣，女工们起早贪黑，劳作十分艰辛。但即便如此，对那些饱受封建礼教压制、不甘心逆来顺受的女性来说，“有钱搵”该具有多大的吸引力啊！据记载，在顺德缫丝业鼎盛期，一个女工每年所获劳酬达200银圆，可以支付整个家庭一年的生活费用。在当时，这是件很体面的事。南海西樵曾经流传过的一句俗语是：“家无自梳不富”。不错的劳酬也使缫丝女工在获得经济来源的基础上，提高了在家庭中的地位，有了自主掌控人生的可能。1908年，番禺南村一地出嫁女仅数人，1909年更无一女出嫁，这些情况的出现是并不难理解的。经济的作用是巨大的，对方方面面，特别对社会风气和人的观念行为发生的影响，在此表现得是如此清晰，这也是社会规律的必然显现。相比之下，只以“奇异”或“传奇”来形容，可能很局促吧。可以说，《自梳女》一著记录了近代珠三角自梳女群体的应运而生，勾勒了中国初具形态的女性产业大军，描绘了她们以自己的勇敢、勤劳和坚韧走在历史变革的潮头。
在对珠三角自梳女的探究中，也有研究称她们为早期的“女权斗士”，主要是指自梳对抗了封建包办婚姻、突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自梳女》一著对此作了回应，认为“女权斗士”只是自梳女文化的一个“标签”，她们在自梳中获得的自由仍是“相当有限的”。这一回应依据充分，评述中肯。长期以来，中国女性对自己在社会、家庭中的卑微地位和嫁人后的辛酸感受极深，积怨长久。明代中叶后期最早出现的自梳风气，就是通过拒婚发起的一种挑战权威、违抗禁忌、逃出牢笼的方式，尽管其间包含着许多无奈和妥协，但却明明白白显示着女性的反抗，这点无可置疑。“反抗曾不停地转弯，甚至还改道过。是时候由我们来实现反抗了。”就此说，自梳女是中国本土早期的“女权斗士”也并无不妥吧。 （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