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世界妇女庇护所大会现场（来源：世界妇女庇护所官网）
□ 冯媛
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韩国、日本……近日在荷兰海牙举办的第三届世界妇女庇护所大会，笔者有幸成为来自115个国家的1000多位与会者之一。
“不仅仅是一个庇护所”，全球妇女庇护所网络的成员们是基于共同目标走在一起的，这个共同目标包括为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而改善法律和政策、促进社会变革。网络的创始成员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北美和欧洲的16个国家。2008年，第一届世界妇女庇护所大会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召开，参与者来自51个国家，只有很少的政治人物。4年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召开了第二届大会，与会者来自80多个国家。
这一次大会盛况空前，荷兰政府五个不同部门支持了这次民间的妇女庇护所大会。最引人注目的身着警服的几位男女高官，几天中，他们始终在会场，倾听、参与、交流，和与会妇女宛如默契的同事。部长们的出席和致辞已经见惯不惊，而王室人士的出场，则受到起立鼓掌的隆重迎接。病后初愈的王后发言时，众多摄影记者一溜小跑到台前机关枪似地按快门。同样受到媒体追捧的还有丹麦王储妃。对很多崇尚平等的妇女运动人士而言，这都是她们不习惯的，因此，摄影记者们急行军上前拍摄的举动，引发了全场的笑声。
闭幕式上，全球妇女庇护所网络主席、来自尼泊尔的班达娜·那娜特意解释，我们需要王室人士支持和参与反对对妇女的暴力。的确，王室人士自有其不可代替的声望和号召力。而其中大力支持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的并不太多。
东道国荷兰的庇护所进程
初期的妇女庇护所，完全是民间行为。荷兰就是一例。
1897年，一群女权主义者和男性支持者在荷兰鹿特丹创立了妇女互相保护协会，为受到社会排斥的单身妈妈及其非婚生子提供住所，并致力于倡导法律改革，摈弃对男女的双重标准和改变妇女的从属地位。此后，在阿姆斯特丹、海牙，也相继成立妇女互助庇护机构。但那时的女权主义者们，还没有看到家暴受害妇女的庇护需要。直到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开始。
1971年在西伦敦齐西克设立的妇女援助机构，是第一个家暴妇女的安全之家的样板。1973年，5位荷兰妇女去参观了这个援助机构，次年在阿姆斯特丹开设了庇护所，10年之内，荷兰的其他城市，20个妇女庇护所相继开设，为1.2万名妇女和2.4万名孩子提供了安身之所。
也正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妇女庇护所开始走出全志愿模式，争取到公共资源。阿姆斯特丹庇护所首先聘请专职人员。1977年，荷兰政府成立了一个小组，研究筹备文化娱乐和福利部如何补贴妇女庇护所。由于经济危机，这个计划被消减了，但得益于一个健康支出方面的法律，庇护机构及其服务对象可以得到一些“零用钱”。
20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开始设立机构，间接资助各类庇护机构，并制定一个全国性的工资尺度，由此管控预算和服务质量。政府还开始资助调研，了解家暴的发生状况、受暴妇女的具体处境和需求。
1989年一项调查进一步指出了精神暴力四个方面：对伴侣的恐惧，压迫性的紧张关系，社交控制，感受到威胁。这项研究还发现，只有3%受家暴影响的妇女求助，而求助者往往难以得到满意的服务，这就是妇女庇护所大受欢迎的缘由。众多调查的现实依据，推动政府必须更好地承担职责。
2002年，政府发布了一份报告，题为《私人暴力 公共事务》，并设立了新的项目，6个部和若干全国性机构形成了应对家庭暴力的“专业性基础设施”，促成社会工作者、警察和司法机关之间更加紧密的合作。1997年，鹿特丹试用加拿大开发的移动报警系统，之后在全国推行。但后来，政府的职责下放到了地方，结果，应对的压力重新放到了受害者如何运用个人资源和能力上。这些，对妇女庇护所的发展，带来了新挑战。
妇女庇护所大多依靠民间力量和志愿服务
希娜·吉拉尼是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合尔的律师，她第一个作大会发言。上世纪70年代，由于对国家施行的不公正的愤怒，她走上了法庭。这种愤怒此后也一直伴随她为捍卫权利、捍卫法律而战斗。1980年2月，希娜和她的姐妹阿斯玛创建了一个全是娘子军的法律援助机构。渐渐地，她们发现，受暴妇女还需要法律教育、意识提升和咨询等等服务，并在25年前开办了妇女庇护所，“敲门”是这个庇护所的名字，寓意不仅为妇女提供保护，还帮助妇女重新安顿自己的生活；庇护所不仅保护妇女的尊严，也实现妇女的赋权。因此这个庇护所还举办多种活动，普及人权知识和维权技能。多年来，俩姐妹自己和家人遭遇了被捕、死亡威胁、当众虐待、谋杀未遂等各种状况。这些都未能把她们逼走，如今，仍然坚持在拉合尔为妇女服务。
无论公共经费投入多少，妇女庇护所大多依靠民间力量和志愿服务。在会上，一个来自意大利的妇女庇护所介绍，她们代表70多个成员机构，除一人外都是志愿者，最久的从70年代开始做起。她们有的是图书馆员，有的是学校教师，还有一位是法官。
瑞典的与会者也是老中青的志愿者居多，每天步行二十多分钟前往会场。她们属于Roks（瑞典全国妇女庇护所和青年庇护所组织），120个庇护场所作为成员分布在全国大小城镇。瑞典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有了妇女庇护所，1996年，第一个青年妇女庇护所成立。这个组织也格外关注受家暴的老年妇女。
“事情越来越多，人手却更少了”
从全球来看，妇女庇护所事业的资源仍然严重不足。巴巴多斯的帕特丽夏目前独力支撑着庇护所，这个开办了15年的庇护所属于历史悠久的国际职业妇女协会。受到公共开支紧缩影响的不仅仅是巴巴多斯。即使在发达国家如荷兰，庇护所工作人员加布里埃尔也深切感到：“事情越来越多，人手却更少了。”
数字有力地展示了增加庇护所投入的迫切性。2014/15年的某一天，53230位妇女和34794名孩子从全球46个国家2497个庇护机构获得帮助；与此同时，由于资源不足，这些机构对7337名妇女和4410名孩子爱莫能助。在闭幕式上，第六次年度全球庇护数据统计公布。这些数据汇总来自137个组织或庇护所网络。从2009年的第一次年度数据统计以来，覆盖的国家已经从24个逐年递增。
“看到自己对来我们这里的妇女和孩子的作用，我们就能安贫乐道，但也对不能提供帮助感到郁闷和沮丧。一些难题得到解决时，我们就有勇气继续前进”，年度数据报告的结尾，引用了这则来自卢旺达的留言。
“我很快要搬到上海，有机会继续为受暴妇女工作吗？”莎莉是马来西亚雪兰莪一个妇女救助机构的个案督导，丈夫要到上海赴任，她会“随迁”。上海2009年开设了妇女庇护所，希望她的专长可以得到实现的机会，帮助上海的庇护所增加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让更多妇女得到帮助。
莎莉的问题，也勾起另一个问题——随着我国越来越多的家暴庇护机构挂牌，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问题将日益浮现，庇护服务如何能满足受家暴影响者的基本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