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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性别文化与女性叙事”越来越表现出与上个世纪不同的形态。女性叙事曾经的先锋与大胆在新世纪性别文化的开放、宽容、多元中显得亦步亦趋。如何在有缺憾的现实基础之上畅想并建构理想，便成为性别文化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 刘巍
迈进新世纪已近15年，“性别文化与女性叙事”越来越表现出与上个世纪不同的形态。性别文化日益以“事件”“话题”等极端争议的形式和广泛的大众参与方式显现出来，而女性叙事则显得切实与宽容，充满了浓厚的人间烟火味。女性叙事曾经的先锋与大胆在新世纪性别文化的开放、宽容、多元中显得亦步亦趋——目前的文化格局、写作策略（博客、微博）、阅读方式（移动终端）等变化使女性叙事对文化新变显得招架有余而进攻不足。叙事更多是对性别现状的摹写，有真情实感、有秉笔直书，却少了高瞻远瞩的眼光与气度。如何在有缺憾的现实基础之上畅想并建构理想，便成为性别文化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新世纪女性叙事存有新质
女性叙事是审美主体的性别立场、话语权力、言说方式等等诸多因素的综合，新世纪的文化背景为女性叙事彰显自由、独立，建构两性和谐的理想带来了新的契机与挑战，女性叙事因之存有新质。
比如职场小说切实经验的传递：职场小说以实用、好看、贴近草根、展示成功为法宝。崔曼丽的《浮沉》、李可的《杜拉拉升职记》等出自非专业的女性作家之手的作品盘踞着图书卖场的畅销榜。小说中大都塑造了姿色中等、吃苦耐劳、在男权压制下不卑不亢、积极进取的女性。与上世纪女性叙事的怨悱、呼喊、审丑等极端争夺话语霸权式的写作相比，职场小说提供给女性的是在性别文化较量中更为实在的生存智慧和手段。
比如底层女性精神困惑的切肤之痛：对底层女性的书写是女性叙事始终不渝的关注点。不仅王安忆、铁凝、迟子建、方方等作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社会底层女性，甚至林白（《妇女闲聊录》）、残雪（《民工团》）等也由自我的呻吟、极端的反抗走向了平民百姓。作家在写底层女性生存艰难的同时，更注重写她们的精神与尊严在新时代的挣扎与超越，既有灵魂的拷问，又有性善的慰藉。
比如都市情感将心比心的宽容：新世纪的女性都市叙事细腻而有质感地写出了有血有肉的情感纷争，夫妻关系、婆媳关系、朋友关系都成为新形势下有新定位的书写。王海鸰的《中国式离婚》、六六的《蜗居》等作品直面都市人的复杂情感、人伦观念。女性叙事还不同以往地以宽容的姿态写出了男人的压力和不易，也尖锐地指出了女人的缺点。
比如青春叙事纯爱的不染尘埃：新世纪的爱情故事将“爱”回归到了为爱而爱的初衷。艾米的《山楂树之恋》、张悦然的《樱桃之远》、饶雪漫的《左耳》给我们设置了一系列“灰姑娘与白马王子”模式的情爱小说。青春叙事往往注重对纯美爱恋的呵护，爱在作家笔下少有深度的意义，也消解了历史与社会内涵，让我们重拾了两性的爱情理想，单纯、执着、撩人心弦。
女性叙事新质有深刻的文化根据
性别文化是由两性关系而生发的文化观念、文化立场、文化选择，因民族、地域、国家、阶级、宗教、时空的不同而有其差异性。具体到新世纪的性别建构，则主要存在于两性地位、权益、身份的定位和价值判断上。因此，新世纪女性叙事的新质是有深刻的文化根据的。
首先，女性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来争夺性别权力。上世纪末女性对权力的争夺是以撕裂、突围的方式出现的，女性反叛既定的性别文化，在文本中另造了与男性完全对立的自我，前卫、奔放却不堪现实的一击。新世纪的性别文化对“身体”的展演已远远超过文学的开放，知识女性形象重返公共领域，从提升自身的竞争力的角度来证明身份价值成为叙事的新资源。
其次，叙事以女性的心灵呈现来唤醒女性意识。改善底层女性的生存状况、提升女性社会地位是国家一直以来的政策倡导，女性叙事正顺应了这种文化政策。打工的、留守的、被逼为娼的、在家做专职太太的，几乎是社会性别文化提供什么问题，作家们就有什么作品。但她们的叙事不是为主流话语提供某种范本，而是作家自觉地站在平等的立场去关注、思考底层女性命运，以邻家姐妹的诉说来唤醒底层女性的性别意识。
还有，以两性情感的细致书写来探讨性别伦理。新中国的社会文化没有任何一个十年像这个十年这样普遍关注“小三”“二奶”现象，市场经济的转型不仅带来了物质利益的重新分配，而且伴随着性别观念的开放与现实，第三者是对传统性别伦理的极大挑战。第三者不一定是坏女人、身陷婚外恋的丈夫也并非负心汉，关键是情感纷争中的人格彰显、人性较量，上世纪的社会主题发展为道德主题。
最后，叙事以真爱的重拾来构建性别理想。男人和女人应当互相关爱、互相欣赏，将人类的生存境界提升到更完美的层次，这是我们追求的性别理想。如今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文明程度提升都为建立和谐的两性关系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为“纯爱”的重拾提供了必要的土壤。
女性叙事要跳出性别的局限
女性叙事既是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又对文化建构造成反作用，所以我们的讨论不应仅集中在现存的女性叙事的优劣，更要指出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就现状来看，女性文学对性别文化的建构还是有一定限度的。
第一，对女性的欢娱、自足表现不足。目前女性叙事对文化建构的意义在于呈现，作家写女人的艰难、要强、向上，先验的假设框定了她们的思维，所以作家很少表现生为女人的恬静与温馨，女人敏锐丰盈的感悟和明丽新鲜的诗性。实际上，做女人真的很好，女性叙事又何必那么自苦？
第二，对女性真善美的人文色彩描绘乏力。女性叙事在打碎了男人设定的天使/妖女二元对立模式后，曾出现过一些极具真实感的形象，她们世俗琐碎、急功近利、有优点有缺点，但艺术不要仅局限于对现实的表达，还要发展文学的想象。文学的本质是在丰富的文化背景下塑造理想的人格，它笔下的世界中精神理念的高扬总会超越现实批判，作家的任务就是要发觉个体不可被社会消解的情感意志和理想高蹈。
限度也即期待，新世纪性别文化统摄下的女性叙事要在中外兼收的基础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性别文化，要汲取华夏文明命脉中仍具生命力的观念、要在向西方引进的过程中有放弃地选择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的理论。在地震海啸、全球变暖、金融危机等需要人类共同应对的灾害和挑战面前，男人和女人只有携起手来才能维系这个世界，获得和谐才使这个世界不至于倾斜。两性和谐是社会理想，也是文化理想、写作理想，和而不同，男女的差异应是各自的优势，而非压迫和霸权的借口。女性叙事要跳出性别的局限，建构性别和谐的土壤，力求实现两性和谐的文化理想。
（作者为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