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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朗特故居内三姐妹雕像 夏洛蒂和两个妹妹一起拿起笔,在自古以来女性沉默的世界中发出了旷世之音,以其不朽的文字和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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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勃朗特三姐妹的足迹

2014/2/7

勃朗特故居内三姐妹雕像

夏洛蒂和两个妹妹一起拿起笔,在自古以来女性沉默的世界中发出了旷世之音,以其不朽的文字和惊人的想象证明了女性写作的非同寻常与可能开拓的领地。

为什么在一个家庭里同时诞生了三个天才的女作家?为什么三姐妹的写作具有如此强烈的反抗精神和不合时宜的叛逆?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评论家和读者从不同的角度试图破解勃朗特家的“文学之谜”。我也带着自己的疑惑,穿行在霍华斯的建筑、教堂、墓地、故居、酒吧、街道、荒野之间,试图从地理、环境、文化中,寻找更多深层次的解释。

那天,我下了从约克郡的布莱德福开往霍华斯的短途汽车,来到了心仪已久的目的地——勃朗特姐妹的故乡,寻访19世纪英国三位天才女作家的足迹。

我住宿在一对兄弟开的两层楼的家庭小旅馆,是勃朗特时代的老屋,楼梯两边和房间里都悬挂着与霍华斯镇和勃朗特家有关的老照片和画像。我所在的二楼房间窗户对面就是勃朗特教堂。从外表看,这个教堂像多数英格兰的乡村教堂一样,由灰色的石头垒成,朴素、庄重,没有任何奇异之处,可它却是勃朗特孩子们的生活中心和精神家园。

由于教堂内部正在修缮,禁止入内参观,我只好先去教堂左侧的墓园寻觅。正值夕阳西下,一阵阵乌鸦的噪叫,给冷清幽静的墓地笼罩了一层恐怖的阴影,我却平静如水,也许是冥冥之中早已熟悉了这种幽静的环境,除了相隔的一层尘土和一段光阴,生者与死者并无差别。死亡的阴影一直缠绕着勃朗特家族,为这个文学之家增添了几分神秘感。1820年,被任命为霍华斯镇的副牧师帕特里克·勃朗特,携带妻子玛丽亚·布伦威尔和6个幼小的孩子举家迁到约克郡的霍华斯镇,遗憾的是一年后玛丽亚患癌症撒手而去。多亏了她的妹妹——夏洛蒂的姨妈、一辈子未婚的伊丽莎白·布伦威尔甘愿来到这偏僻的小镇照顾一群孤苦伶仃的孩子,其中最大的8岁,最小的才1岁多。但是,夏洛蒂的两个姐姐玛丽亚与伊丽莎白在条件恶劣的寄宿学校感染了肺结核,回家不久后就死了。夏洛特的弟弟布伦威尔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热爱绘画,但染上了酗酒的毛病,1848年9月因慢性支气管炎与过量饮酒造成的衰竭而去世。据说,艾米莉在哥哥的葬礼上感染了肺结核,拒绝治疗,三个月后去世,年仅30岁;更为不幸的是安妮也患上了同样的病,于1849年5月去世。死亡接二连三,最后只剩下夏洛特与父亲一起生活,父女俩相依为命。1854年6月,38岁的夏洛特嫁给了与父亲共事的副牧师阿瑟·贝尔·尼可拉斯。幸福平静的生活还不到一年,有了身孕的夏洛特不幸染病,在1855年3月离开了人世。

命运如此薄情,勃朗特家的孩子们没有一个活过40岁,而勃朗特牧师却活到了84岁的高龄。我无法想象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是如何经受心爱的亲人们一个个离他而去。也许在他这样看穿了生死的基督徒眼里,死亡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家,亲人们早晚要在天堂之家重聚。正如围绕着教堂和勃朗特家的住宅就是墓地和荒野,生者与死者之间离得如此近。除了安妮,勃朗特家的人都沉睡于此。房前是傲然耸立的灰石教堂,房后则是无边荒凉的沼泽地,我想,勃朗特家的孩子们从小生活在浓郁的宗教氛围和粗犷无边的荒野之中,正是大自然的无限与神秘赋予了勃朗特姐妹超乎寻常的勇气与毅力,去面对艰苦困顿的环境、无可逃避的痛苦与疾病以及死亡的缠绕。在三姐妹的小说和诗歌中,无论是描写爱情还是自然风光,总是充溢着令人惊叹的激情、超自然的幻象和隐秘心灵的窃窃倾诉。

第二天早晨,我早早地来到教堂后面勃朗特家的住宅,这是一座建于1778年乔治王朝的两层楼石屋,现在成为霍华斯勃朗特故居博物馆。入口是一个小小的铁门,上面张贴着一张“勃朗特协会”筹备的第三届“勃朗特女性写作节”的布告,我一下子被广告上的画所吸引:一个红色的铁笼,里面是一只挣扎欲飞的小鸟,象征着女性写作的艰难处境以及永不妥协的抗争。对于寻找自我个性的女性而言,写作就是走向自由的必要途径。在收到年仅21岁的夏洛蒂的诗作和求助信后,当年的桂冠诗人骚塞曾不屑一顾地劝诫说:“放弃你可贵而徒劳的追求吧——文学,不是妇女的事业,而且也不应该是妇女的事业。”尽管夏洛蒂试图克制自己的创作欲望,做一个专心针线、管理家务的传统女子,但骚塞的信反而激怒了她。她和两个妹妹一起拿起笔,在自古以来女性沉默的世界中发出了旷世之音,以其不朽的文字和惊人的想象证明了女性写作的非同寻常与可能开拓的领地。

我发现自己是当天第一个购票进入博物馆的游客。在入口大厅陈列着两块为《呼啸山庄》中的男女主人公凯瑟琳和希斯克里夫刻制的石碑,小说中的人物竟然成为现实中的真实存在,可见读者们对《呼啸山庄》之喜爱。这幢灰色的砖瓦住宅有两层,共9个房间。楼下餐厅是夏洛蒂、艾米莉和安妮写作的地方,她们在这里分别写下了《简·爱》《呼啸山庄》和《怀德费尔庄园的佃户》等小说的大部分章节。

二楼共有5个房间。其中一间是夏洛蒂的房间。夏洛蒂一生幽居在偏僻的霍华斯,但并非与外界隔绝。她得到姨妈的资助,两次到比利时学习法语,两次为书稿出版的事去过伦敦。在布鲁塞尔,她爱上了一位才华横溢的法语老师、虔诚的天主教徒赫格,这段无法得到的爱和激情促使她把个人经验转化为创作的灵感。其《简·爱》《雪莉》《教师》《维莱蒂》四部小说几乎都混杂着罗曼蒂克和哥特式的因素——梦想、幻觉、戏剧性的相遇与爱的激情。《简·爱》中女主人公简身材矮小,相貌平凡,但凭借自己的才华和独特的个性,赢得了贵族罗切斯特的爱情,历经一系列的考验和苦难后,有情人终成眷属。隔壁房间就是艾米莉的卧室,艾米莉在这里完成了《呼啸山庄》,并度过了最后的短暂岁月。 博物馆的后面,是一个维多利亚风格的小花园,长满了灌木和各种花草,在高处耸立着雕刻家Jocelyn Horner设计的青铜雕像——夏洛蒂的两边依偎着艾米莉和安妮,三姐妹临风傲立,神态各异。

第三天上午,拿着一份详细的线路图,我独自走向了勃朗特故居外边那片辽阔、空旷的荒野。勃朗特家的孩子们所具有的独特精神气质,与这一片恒常变幻、孤独荒凉的自然景观密切相关。每次读《简·爱》,我都会为开头有关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描写所吸引:“那一天不可能去散步了。不错,我们早上已经在片叶无存的灌木林中逛了一个钟头;但是,自从吃午饭起,冬日的凛冽寒风就送来了那样阴沉的云和那样透骨的雨,这就不可能再在户外活动了。”可以想见,在无雨的日子,即便是冷峭的冬天,勃朗特家的孩子们经常手挽手地在无边无际的荒野中游荡,在狂风肆虐的灌木丛中尽情地玩耍,这一片寂静而孤独的荒野是她们赖以生存、亲近、体验和书写的奇妙世界。

我走了大概三英里,才到达目的地——“Top Withins Farm”——一座废弃的农家庄园,此乃是《呼啸山庄》中恩萧家的原型。在断墙边,奇怪地生长着两颗相互依偎的大树,枝叶相触的树在狂风中瑟瑟作响,好像是凯瑟琳在对希斯克里夫诉说着不朽的誓言:“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毁灭燃烧的激情,死亡也不能。”令研究者和读者们一直惊叹困惑的是,从没有恋爱过的艾米莉如何演绎出一个爱恨交加、相互伤害而又得不到慰藉的灵魂——希斯克里夫与凯瑟琳的爱情悲剧?难道就是这座残垣断壁和无边的荒野赐予她无尽的想象力和灵感?

在勃朗特故居博物馆,有一个特别的细节引起了我的关注——勃朗特家与爱尔兰的密切渊源。如果不是在爱尔兰访学,从都柏林来到霍华斯,也许我根本就不会关注到这一点。勃朗特三姐妹身上与众不同的野性、狂暴、叛逆和对独立、自由、平等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迥异于英国本土的爱尔兰精神气质的体现,也可以说,勃朗特家族体现了异乎寻常的爱尔兰的民族性与独特性。

帕特里克·勃朗特于1777年3月17日出身在北爱尔兰的Emdale镇。三姐妹中唯有夏洛蒂在38岁才结婚,这位一直声称不愿因为婚姻而失去自由的老处女为何不顾父亲的反对,放弃了其他一些男士的求婚,最终嫁给了一位来自爱尔兰的神职人员?夏洛蒂的丈夫尼可拉斯出生在北爱尔兰的一个小镇。勃朗特姐妹们生活的年代,恰逢爱尔兰与英国关系最紧张、最恐怖的时期。1846年8月,夏洛蒂陪父亲到曼彻斯特做眼睛手术,城里挤满了从爱尔兰落荒而逃的饥民们。她在这里完成了《简·爱》,小说中经常提到烂土豆、饥饿、疾病和死亡,以一种微妙的潜在方式隐射了大饥荒时代爱尔兰人的艰难处境。在小说中,简爱不愿意去遥远荒凉的爱尔兰,与心爱的人隔海相望;但在现实中,夏洛蒂却毫不犹豫地嫁给了一位土生土长的爱尔兰牧师,并随之探望了他美丽的家乡。也许对她而言,父亲和丈夫身上的爱尔兰性是她永远无法摆脱的血缘、地理、文化、记忆上的巨大遗产,也是她身体、情感和精神上的最终皈依。

在都柏林我询问了一位地道的爱尔兰人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使得爱尔兰人具有艺术气质,与众不同,出现这么多影响世界的著名作家?”他回答了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词:“Crazy”(疯狂)。这个抵达爱尔兰灵魂的词使我想起《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她被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是另一个被压抑的简爱形象。某种“疯狂”或“出格”的文艺气质的确构成了爱尔兰人的一个特征。这种独一无二的个性在不少具有爱尔兰血缘的作家身上都可以发现,从“讽刺大师”斯威夫特到“幽默大师”萧伯纳,从热衷于通灵术的叶芝到疯狂的天才乔伊斯和贝克特,更不必提惊世骇俗的王尔德。毫无疑问,勃朗特姐妹们完全可以归入爱尔兰的文学传统中。因为她们以振聋发聩的激情和令人震惊的反叛方式表现了她们不容于英格兰的“他性”——“爱尔兰性”,她们对自由、公平和独立尊严的追求与爱尔兰精神异乎寻常地一致。

离别之际,回望霍华斯的教堂、墓地、故居和荒野,我想起了简爱的话:“真正的世界是广阔的,有一个充满希望和恐惧、感动和兴奋的天地,正在等着有勇气进去、冒着危险寻求人生真谛的人们。”(刘燕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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